文/术之

　　“新乡土诗”作为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诗坛的重要流派，其兴起绝非偶然，而是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转型、文化思潮和文学创作环境紧密相连。“新乡土诗”的概念是由湖南诗人江堤、彭国梁、陈惠芳于1987年在湖南长沙最先提出，经行人、胡述斌等人创办的《诗歌导报》的大力推举，逐渐形成了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新乡土诗派”，这一诗派以“传承民族血脉，塑造精神家园”为宗旨，倡导“坚实、简约”的创作风格。新乡土诗派的诞生，既是对朦胧诗派衰落后的诗歌创作方向的探索，也是对第三代诗人过于先锋化倾向的某种平衡，更是对城乡关系剧烈变化下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回应。其创作以“两栖人”和“精神家园”为核心命题，通过乡土意象表达对现代性冲击的反思，形成了独特的诗学风格和文化价值。　 

　　社会转型期的城乡矛盾与身份困境

　　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城乡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改革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标志着中国进入以城市化为主要推动力的发展阶段。这一政策调整与经济改革的深化，使得城乡二元结构虽有所松动，但户籍制度等深层次障碍仍然存在，导致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打工，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农民工群体在这一时期迅速扩大，从1982年的657万增加到1990年的约2000万，形成了“候鸟式”流动模式。这种流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而是“离土不离乡”式的近距离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民工群体在城乡之间处于尴尬的夹缝状态。

　　与此同时，城乡经济差距也不断拉大。1980年代初期，城乡收入比约为1:1.8，到1980年代末已扩大至1:3.3，远超国际水平。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更延伸至文化、教育、医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城市作为“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代表着现代文明和物质富足；而乡村则被贴上“落后”、“愚昧”的标签，成为需要改造的对象。在这一背景下，大量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年轻知识分子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困境——他们既无法完全融入城市文明，又与乡土传统产生疏离，成为“两栖人”。正如彭国梁在《在城里，在乡里》中所写：“在城里，我穿得再洋，他们总说有点土气/在乡里，我穿得再土，他们总说有点洋气。”这种身份焦虑成为新乡土诗派创作的核心动力。

　　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环境与文学思潮

　　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呈现出多元思潮并存的局面，这为新乡土诗派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1985年前后，中国文坛发生了激烈的“文学大讨论”，围绕朦胧诗的“晦涩”、“脱离现实”等问题展开争论。朦胧诗派（以北岛、顾城等为代表）在1980年代初期以政治隐喻和现代主义表达为主，但到了中后期，其创作逐渐被批评为过于抽象、脱离大众。与此同时，第三代诗人（如非非主义、他们文学社等）开始崛起，他们强调口语化、解构性写作，试图打破朦胧诗的霸权地位。1986年，《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联合主办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成为第三代诗歌集体亮相的标志，60多个诗歌流派、100多位诗人在此展示了自己的创作成果。

　　在这一文学变革中，新乡土诗派的兴起既是对朦胧诗“宏大叙事”的疏离，也是对第三代“后现代实验”的另一种回应。1985年，韩少功发表《文学的“根”》，提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的理论主张，引发“寻根文学”热潮。这一思潮对新乡土诗派产生了深远影响，使诗人们将目光投向乡土文化传统，寻找精神的根源。

　　此外，1980年代的城市化叙事在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许多作品将城市视为现代性象征，乡村代表落后。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促使新乡土诗人反思现代性对乡土文化的冲击，试图通过诗歌表达对城市文明的疏离与对乡土的复杂情感。新乡土诗派的诗人站在“村庄与城市的关节处”，“流动城市血液却传出村庄声音”，正是这种夹缝中的精神诉求。

　　湖南地域文化传统的影响

　　湖南作为楚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其地域文化传统对新乡土诗派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楚文化中的自然崇拜、巫术传统和浪漫主义精神，为诗人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彭燕郊、江堤、胡述斌等诗人在创作中融入楚辞的浪漫主义（如《离骚》的意象）和楚地巫文化的神秘氛围，形成独特的地域诗学风格。例如，胡述斌在《过汩罗江》中写道：“楚地啊，这九鼎的熔炉/煮沸你被泪水凝固的热血/我看见/太阳之外还有一个太阳”，这种恢弘大气又深情奔放的诗句，明显受到楚辞的影响。

　　湖南乡土文学传统也为新乡土诗派提供了重要启示。沈从文、周立波等作家对湖南乡土的抒情与批判传统，被新乡土诗人继承并转化为现代诗歌语言。沈从文在《长河》等作品中通过“乡愁”表达对现代文明的反思，这种“精神还乡”的创作路径被新乡土诗人发展为“文化寻根”的诗学实践。如彭国梁在《泥巴》中写道：“我的裤脚上总有些洗不尽的泥痕，因此我不得不写一些带着泥味的文字。我是泥巴长出来的草，离开了泥巴就意味着我生命的终止。”这种对泥土的执着，正是对沈从文乡土情怀的现代诠释。

　　此外，湖南方言的质朴特质也影响了新乡土诗派的创作风格，使新乡土诗派的语言风格呈现出“坚实、简约”的特点。这种语言风格既避免了朦胧诗的晦涩抽象，又不同于第三代诗人的口语化实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特征。

　　新乡土诗派与同时期其他诗歌流派的异同

　　新乡土诗派与同时期的其他诗歌流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与朦胧诗派相比，新乡土诗派继承了其现代主义精神（如象征手法），但转向平民化乡土叙事，避免政治隐喻的争议性；朦胧诗以精英化、抽象哲思为主，而“新乡土诗”强调“两栖人”的具体身份困境。

　　与第三代诗人相比，新乡土诗派拒绝第三代的极端口语化、解构性实验（如非非主义“逃避意义”），主张在乡土中寻找文化连续性，形成“中间道路”；第三代更倾向反叛传统，关注城市荒诞与个体生存。诗评家燎原指出，在诸多新潮诗派轮番登场又迅速退场的90年代诗坛，新乡土诗派的坚守，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他们的写作，不再是对乡土的简单怀旧，而是将个体生命体验与乡土的命运紧密勾连，让乡土诗在当代语境中，重新获得了精神的重量。这表明其在诗坛的独特地位。

　　新乡土诗派的诗学特征与文化价值

　　新乡土诗派在诗学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乡土诗派注重乡土意象的“陌生化”处理，使读者对本来熟悉的乡土事物产生全新的感受。如陈惠芳的《一兜白菜在刀锋下说》：“切完我/你就会感到我无比的忠诚/我甚至泄露了泥土的地址/我的兄弟都有一个邮政编码/在我们收到汗水之后/我们的一生就终结了/与光洁的菜刀融为一体/菜刀就像我自己的手/最后试一试体温/在离开泥土和农夫的时候/我唯一的机会/就是顺着刀锋的一道寒光/回家去。”这种将白菜拟人化的处理，既保留了乡土的本真性，又赋予其现代性的审美体验 。

　　其次，新乡土诗派强调“坚实、简约”的语言风格，避免了朦胧诗的晦涩抽象和第三代诗人的过度口语化。这种风格既源于湖南方言的质朴特质，也受到楚文化传统的影响。如江堤的《待归》：“与泥土的距离实在太远/整整一生我置身于空中/每一个黄昏/都等待落叶归根”，语言简洁明了，却蕴含深厚的情感内涵。

　　再次，新乡土诗派关注“两栖人”的身份困境，通过诗歌表达对城乡夹缝中生存状态的反思。这种关注既是对农民工群体生存境遇的关怀，也是对知识分子自身精神困境的回应。如陈惠芳的《两栖人》：“站在村庄与城市的关节处/我很可能腹背受敌/其要害正是/流动城市血液/却传出村庄声音的/那枚双重间谍的心脏”，形象地表达了这种夹缝中的精神焦虑。

　　最后，新乡土诗派倡导“传承民族血脉，重塑精神家园”，将乡土文化视为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这种主张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现代性冲击的抵抗。如胡述斌的《回归故里》：“乌篷船的炊烟/把你送上河岸/做了半辈子陆地的行客/上岸时，脐带掉于河中/你注定要回来寻找”。

　　新乡土诗派的文化价值在于，它不仅为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方向，也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城市化进程加速、乡土文化面临流失的背景下，新乡土诗派通过诗歌表达对乡土文化的珍视和传承，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提供了文化思考。正如诗评家沈奇所言：“‘新乡土诗’诗人的对‘乡土’的回归，实质上是身陷‘现代化’浪潮中的清醒者，对理想中的‘精神原乡’的一种回望，以此作为精神现实的凭籍或叫做价值坐标，在不断的审度中实现对现实困境的超越。”

　　在当代语境下，新乡土诗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它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文化支持，通过诗歌表达对乡村变迁的记录和反思；另一方面，它也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精神家园建设提供了思考路径，帮助人们在现代化浪潮中保持对传统的尊重和对文化的自信。

　　新乡土诗派的兴起，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文化矛盾的产物，也是湖南地域文化传统与现代诗歌创作结合的成果。它通过诗歌表达对城乡夹缝中生存状态的反思，对乡土文化的珍视和传承，为当代中国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方向，也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和重塑民族精神家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城市化与“乡村振兴”并行的今天，新乡土诗派的创作理念和实践方式仍然具有启示意义，提醒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化根源和精神家园。

　　                                        2026.1.6于长沙青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