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沙临时大学是抗战时期临时迁来长沙，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一所联合大学，办学时间将近7个月。学界大都只是把长沙临大看成是西南联大的序曲，很少有人对它进行单独的研究。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正式宣布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之前，北大、清华、南大师生就已经开始往长沙仓促撤退。撤退过程历尽艰辛，既体现了三校原有的办学理念，也开始形成三校共同的“刚毅坚卓”的精神。湖南省对成立长沙临大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日机轰炸，条件艰苦的情况下，临大师生勉力维持日常的教学、研究工作，并形成了新的办学特色。南岳文学院分校恢复了古代书院式教学，效果良好。理工科教学适应战时的需要，开设军事技术课程，工科学生从军热情高与此有关。不同于南迁长沙的“大逃亡”，西迁昆明的过程井然有序。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到昆明68天1600多公里的旅行以徒步为主，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这次旅行对临大师生来说是一次洗礼,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锻炼了他们的意志，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志向，增强了他们的使命感。师生的日记和采风录是难得的研究西南地区的学术成果。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离不开临大管理者的精心安排，带队军官的身先士卒和教师辅导团的表率示范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长沙临时大学；南渡；西迁；湘黔滇旅行团

　　长沙临时大学是抗战时期临时迁来长沙，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组成的一所联合大学。从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正式宣布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到1938年4月2日教育部电令改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止，长沙临时大学办学不到7个月。“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西南联大的校歌壮怀激烈地唱出了抗战烽火中创办长沙临时大学的艰难历程。学界也如这首《满江红》一样，把长沙临大看成是西南联大的序曲，很少有人对它进行单独的研究。今年正值长沙临大建校81周年，九九归原，我们感到有必要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完整地探究其办学历程和历史贡献。然而，长沙临大与西南联大毕竟是前后相继，血脉相连的两所保存中华文化，使斯文不堕于战火的大学，故取西南联大校歌中的三句歌词，演绎出一段长沙临时大学的办学故事。

（西南联大校歌）

辞却了五朝宫阙

　　长沙临时大学是在抗战烽火中为了保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象征中华文脉的顶尖大学而临时紧急创办的联合大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按其既定侵略计划展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然而此时北平的高校还没有意识到大难即将到来。7月8日，五六位教授聚集到胡适家中，听取胡适对当前局势的看法，胡适还乐观地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孤立事件，不会对学校带来什么影响。10日，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秘书长沈履向正在上海的校长梅贻琦发电称：“连日市民、学校均镇静，各方安，乞释念。”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在华北不断制造事端，中日间军事冲突不断，但历次冲突最后都通过谈判缓解，以至中日战争全面开打之初北平高校对日本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野心估计不足。

　　尽管蒋介石已经预感到卢沟桥事变绝非以往任何一次军事冲突能比，7月8日即电令二十九军固守宛平城，以备事态扩大，但军长宋哲元等人仍存求和幻想，消极应对。面对华北守军的暧昧态度，16日北平高校查良钊、罗隆基、潘光旦、郑天挺、金岳霖、梁思成等26位教授和文化名流联名致电在庐山参加谈话会的军政要员，吁请政府放弃求和幻想，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只有抗战到底”的慷慨激昂的演讲。梅贻琦也从庐山密电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今日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布置。”然而，平津高校的师生看到的不是守军的积极“布置”，而是弃守和溃退。26日，日军占领廊坊，切断北平与天津的联系。28日，日军进攻北平，29日北平沦陷。日军同时用重炮和飞机轰击天津，南开大学校舍大部毁于炮火，所剩两三栋大楼30日遭日军焚毁。这所经历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私立大学在战火中化为断壁残垣。“时已转往南京的张伯苓闻此凶讯，当场昏厥，而后老泪纵横，悲怆不能自制。”

（木斋图书馆）

（被炸的木斋图书馆）

　　七七事变爆发时正值暑假，大部分学生已经离校，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和一些知名教授也在这之前离开学校去庐山参加蒋介石举行的“团结各方，共赴国难”的谈话会。在学校主持工作的是各部门负责人，他们在危难中努力维持局面，起初并未作迁校的打算。当时，北京高校的二年级学生正在西苑兵营接受军训，形势危急，军训提前结束。7月10日，北大与清华联合招生的12，000份试卷在红楼的地下室印出。13日，北大研究院招生的试卷也印制完成。在市郊的清华大学被日军占领后，留校师生以为城内安全，纷纷迁往城内。

　　平津沦陷后，如何保存当地的高校成当务之急。南开大学毁于战火的第二天，蒋介石约见张伯苓，慷慨悲壮地对他说：“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8月14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接到教育部密电，得知政府拟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电文敦请三位校长于19日参加筹备委员会预备会议。28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给三位校长发出公函，决定三校校长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振声为秘书主任。梅贻琦接信后立即赶赴长沙开展筹备工作。9月10日，教育部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设立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接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流亡学生。

　　在此之前，教育部的撤退命令已在平津高校秘密传达，平津高校师生纷纷夺路出城，开始中国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知识分子大撤退。岳南认为，“这一决定是在时局激变的紧急情况下仓促做出的，因而，此次撤退实际上是一次毫无组织和秩序的慌乱大逃亡。”刘宜庆也认为，这一次学术界大迁移的序曲，是“在匆促又仓惶、悲愤又雄壮的旋律中奏响”的。然而，也正是在这仓惶之中，显现出了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办学精神。

　　校园已成焦土的南开大学师生接到撤退命令后乘船南下。此前，幸有暑期董理校务的秘书长黄钰生、理学院院长杨石先组织留守师生转移了部分图书设备，将教授眷属转移到了较安全的地方。黄钰生和杨石先都无暇顾及转移自己家中的财物，“撤离校园时，黄钰生从自家倒掉的废墟中扒出了未烧着的被褥和一件衬衣，杨石先则只有身上的一套单衣和一架相机，二人带着这点仅有的身外之物，率领南开师生踏上了去往长沙的路途”。

（黄钰生）

　　对于南下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北京大学的内部有些分歧。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在传统上与古都息息相关，师生难离故都。“蒋梦麟承认，他是被逼无奈才参加这一计划的。”教授们也有不愿离开的。到10月8日，仍有20位教授联名上书蒋梦麟，决心留在北平。胡适对他们选择在沦陷的故都埋首学术表示支持。直到11月17日，负责善后的秘书长郑天挺才和8位同事一起离开北大，他们是最后一批撤离北平高校的人，此时长沙临大已经正式上课。

（郑天挺）

　　与北大相比，清华师生南迁的决心更加坚决。易社强（John Isreal）认为，原因之一是梅贻琦不像蒋梦麟和胡适，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长沙。原因之二是清华与美国关系密切，这使日本人必定侵扰留在后方的任何一位清华学者。其实，清华未雨绸缪，早就做了迁校的准备。1935年，日本策划制造了华北事变。考虑到华北将来的局势，清华大学在1935年就着手在长沙建立研究所，用原拟修建文法学院大楼的50万元购得岳麓山下一大片临江地皮，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修建了两栋研究大楼和两栋宿舍。1936年冬，又将一批图书和仪器运往武汉暂存备用。

（梅贻琦）

　　南迁的路途充满了艰辛，三校“刚毅坚卓”的精神，正是在南迁长沙的过程中开始形成的。

　　对于选择走天津的北大、清华的师生来说，第一段137公里的旅程是最难熬的。他们乔装打扮成农民、商人，频繁遭受日本人的搜身检查和反复盘问，稍有纰漏就有可能被捕，生死难料。由于选择从天津走水路逃亡的人很多，吃住、船票都是大问题。吴大猷到达天津后，从姑母家的老保姆那里借了几百块钱，才坐上了“颠簸得很厉害，船舱内空气极为混浊”的去香港的小船，同舱的还有饶毓泰夫妇、清华化学教授黄子卿、文学系教授朱自清。苦于晕船，大家不得不在青岛弃船登陆，改从陆路去长沙。展转到达长沙时，吴大猷的手提箱里仅剩下几件衣物和几张政府摊派的债券。北大学生马伯煌从朋友处借了20元钱，带着患有疟疾的身体离开北京，乘货船、坐闷罐车，吃冷饭、卧舱盖，遭搜检、躲轰炸，展转天津、青岛、济南、南京、武汉才到达长沙。“清华教授陈寅恪的南渡，最能体会到山河破碎风飘絮的悲愁，还有父亲陈散原老人绝食而亡的国耻家恨”。北平沦陷后，85岁的陈散原老人一病不起，拒绝吃药，不肯进食，悲愤而终。家愁国恨一齐袭来，陈寅恪操劳过度，导致右眼视网膜剥离。陈寅恪决不肯留在沦陷区教书，考虑到手术费时日久，作出了放弃治疗的艰难决定。父亲去世后刚满“七七”，尚未出殡，11月3日，陈寅恪隐瞒教授身份，携妻带女，开始了逃亡之路。历经磨难，于11月20日夜抵达长沙。

(三位校长）

暂驻足衡山湘水

　　长沙临时大学是在仓促间组建的，湖南各界对组建临大给予了大力支持。

　　首先要解决的是校舍问题。一向思深虑远的梅贻琦没有料到，他未雨绸缪在岳麓山下修建的研究所和宿舍还没有建成，清华大学就已经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梅贻琦回忆说：“本校原在长沙河西岳麓山南起建房舍。最初计划，原为各研究所在湘工作之用，兹三校南来，爰由本校扩大建筑，由二所增至六所，预计可于二十七年（1938年）春间完工。”这种情况下，教育部与湖南省教育厅商定，长沙临时大学借用韭菜园的圣经学校作为校舍。圣经学校是1917年由美国传教士葛荫华创办，在当时的长沙城里是仅次于湖南国货陈列馆的雄伟建筑群。但圣经学校容纳不下三校师生，临大不得不四处租借校舍：

　　此校舍原为美国教会所经营，校舍清雅可观，教室桌椅设备，亦颇完具。惟全校仅有三层正楼一座，宿舍三座。除正楼充分利用为教室、实验室，宿舍用为单身教职员宿舍外，尚无男女学生宿舍。爰于附近四十九标觅得营房三座，借为男生宿舍。于韭菜园涵德女校觅得楼房一座，租为女生宿舍。然计全部容量，仍不过千人。经一再讨论，始复勘定南岳圣经学校为分校校舍，将文学院各系暂行迁往。计其地可容纳教职员三十余人，学生约二百人。

　　这样安排后，校舍仍不敷用，理学院大部分借用湘雅医学院校舍，电机系和机械系借用湖南大学校舍。

(圣经学校）

(南岳圣经学校分校）

　　其次要解决是图书资料与仪器设备的问题。三校与北平图书馆商定合作组建图书馆。湖南省建设厅将其国货陈列馆图书室藏书借给临时大学使用。设备方面，“其属理科各系，则与湘雅医学院合作，各项设备皆允利用。其属工科各系，则与湖南大学、重庆大学及南昌机械学校合作。”

(湖南国货陈列馆）

　　经费方面，教育部拨给临时大学的开办经费为20万元，用于建筑、图书和设备支出。经常经费为三校原有经费的七成之半（35%），每月共计71,749.98元。“由于经费拮据，经常务委员会决议，教职员薪金一律按七折支付。由于学生多来自战区，生活无着，经常委会决议，由学校经常经费中节省出5000元，作为贷金以救济战区经济困难学生。”

　　经一月有余的准备，1937年10月7日，长沙临时大学在《大公报》上发出通告：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成立。报到日期：10月18日起至10月24日。开学日期：10月25日。报到地点：长沙韭菜园一号圣经学校各大学办事处。注册选课：10月25日起至10月27日止。上课日期：11月1日。本学期应缴各费：学费10元，理工实验预偿费5元，制服费5元。截止11月20日，全校文、理、工、法商4个学院共17个系，共到教师148人，其中北大55人，清华73人，南开20人。职员108人。老生1120人，新生114人，借读生218人，共计1452人。

(圣经学校礼堂）

　　没有开学仪式。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上课。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西南联大、中南矿冶学院都将11月1日作为校庆日。

　　正式上课的当天上午9点多，长沙上空忽然响起警报，日机前来袭扰，幸未投弹。往后的日子，直到抗战胜利，跑警报成了临大和联大师生的生活常态。敌机首次大规模轰炸长沙是在11月24日。吴宓日记记述道：“日本飞机忽至，在东车站投炸弹，毁交通旅馆（方举行婚礼）及中国银行货仓等，死二百余人，伤者众。此为长沙初次空袭。当时，远闻轰击之声，楼壁微震，街众奔喧。”轰炸中，梁思成一家居住的房屋被炸毁。《南渡北归》中记载了梁从诫的回忆：

　　　 等梁氏一家冲出房门，来到火焰升腾、黑烟滚滚的大街时，日机再次实施俯冲，第三轮炸弹呼啸而来，极度惊恐疲惫的梁思成、林徽因同时感到“一家人可能在劫难逃”了，遂相互搂在一起，把眼一闭，等着死神的召唤。出乎意料的是，落在眼前的那个“亮晶晶的家伙”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儿不再吭声——原来是个哑弹。

(日军轰炸长沙）

　　这次轰炸后，敌机常来侵扰，轰炸地点多在圣经学校附近。“每遇警报，教师与学生避于圣经学校地下室。”幸长沙多阴雨，有时警报响了而日机未来。1938年4月10日的一次轰炸，日军出动飞机27架次，在岳麓山附近投下1，000余枚炸弹。清华大学在左家垅的新校舍成为目标，一栋研究大楼后楼的屋顶被掀翻。此时长沙临时大学的部分师生正在赶往昆明的路上。

(中南大学民主楼（原清华研究所）后楼草坪日军轰炸长沙纪念雕塑。炸弹为中南大学修建教学楼时挖出的哑弹中的一枚）

　　战火中临大师生的生活是艰苦的。

　　经多方协商租借，临大校舍勉强敷用，但住在四十九标营房里的学生苦不堪言。马伯煌回忆说，营房是“旧式木板楼，年久失修，一人走路，全楼皆动，大家谑浪自称‘标客’”。长沙多阴雨，营房潮湿昏暗，下雨天“标客”们在被窝上盖上油布，头顶上还要撑一把油纸伞。南岳分校男生宿舍每室5人，没有书桌，学生只能在教室自习。教师住在山上，上课吃饭要爬300多级台阶。

　　临大和北平图书馆各出资4万元购买图书，但新书一时难以运到，设在圣经学校礼堂的图书馆只有几排书架，5000余册中文图书，1000余册外文图书。南岳分校的图书更少，以致于要从学生手上购书。

　　唯吃的还算不错。学生陈达回忆说：“一般学生在校内公共食堂用餐，每人每月9元，荤素各菜比较丰富，胜于北平清华园的包饭”，“几乎每餐多有鲜鱼”。南岳分校的伙食也不错，柳无忌在日记中写道：“日来饭食甚佳，真乃人生一大乐事。”但到了1938年初，随着战事的扩大，物价上涨，生活也艰难起来。闻一多回忆说：“记得大前门纸烟涨到两毛钱一包的时候，大家曾考虑到戒烟的办法。”

　　在这艰难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岁月里，临大师生勉力维持了日常的教学、研究工作，使斯文不堕，存续了中华文脉。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这样评价临大的师生：“虽然设备简陋，学校大致还差强人意，师生精神极佳，图书馆图书虽然有限，阅览室却经常座无虚席。”

　　开学初期，部分教师尚未到校，一些课程无法开出。学校就请当地各界名流来学校作演讲。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讲抗战形势，《大公报》总编张季鸾讲战后形势发展，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白崇禧讲战略与士气。获释不久的前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讲国际形势，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徐特立三次来临大演讲，介绍延安八路军的情况。不同党派和界别的名流各抒己见，体现了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传统。

（徐特立）

（英籍教师William Empson）

　　教员陆续到达后，课程也陆续开出。但课本和图书资料紧缺，老师们就凭记忆和很少的图书资料写讲稿，油印讲义。柳无忌担任三门英国文学课程，他自豪地说：“幸好当时年轻，记忆力强”，还找到了一些零星的参考资料，三门课程都开设出来了。英籍教师燕卜荪（William Empson）讲授莎士比亚，凭记忆把莎翁的作品打印出来发给学生作教材。

(柳无忌）

　　冯友兰高度评价南岳文学院的教育：在这里，“冯友兰一心写他的《新理学》，汤用彤写他的《中国佛教史》，闻一多考订《诗经》和《楚辞》，朱自清到南岳图书馆搜集资料，写他的古典文学批评的论文。”

　　　 我们在南岳底时间，虽不过三个多月，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短时，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现。那个文学的学术空气，我敢说比三校的任何时期都浓厚。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有个北大同学说，在南岳一个月所学底比在北平一个学期还多。我现在还想，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

　　在这里，“冯友兰一心写他的《新理学》，汤用彤写他的《中国佛教史》，闻一多考订《诗经》和《楚辞》，朱自清到南岳图书馆搜集资料，写他的古典文学批评的论文。”

（冯友兰）

（朱自清）

　　学生向长青这样回忆当时的教学和感受：

　　 　 老师们根据多年教学的心得，循循善诱，把古代的语言文学知授给我们。朱自清老师讲陶潜诗，闻一多老师讲《诗经》，罗莘田老师讲语音学，罗膺中老师讲杜甫诗，魏建功老师讲中国音韵学史，可谓各尽其妙。当时，虽然教学设备非常简陋，甚至连个小型图书馆也没有，然而老师们凭着他们的讲稿，照样把古典文学、语言知识传授给下一代，而同学们则凭一支钢笔，几个笔记本就把这些文学、语言知识继承下来。使人感到这名山中的临时教学场所，并不次于北京沙滩红楼里宽敞的教室。特别是老师们和同学们随时见面，更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情谊，大有古代书院教学的风味。

（汤用彤）

　　师生生活在一起，以讨论和问答的形式探赜寻幽、相析疑难、砥砺德行，是古代私学和书院教学形式的重要特征。这种相磨相授的教学形式对教师和学生的个人素质的要求都非常高。这种教学形式随着班级授课制在大学里的推广以及课程的专门化、学科化和细化而逐渐消亡了。战争把北大、清华和南开最优秀的师生会聚到一起，在条件简陋的南岳山中，又恢复了古代书院的教学形式，其取得的教学效果得到了师生的认同。

(闻一多）

　　如果说回归古代书院式教学是南岳山中文学院教学的一大特色，那末，在长沙的理学院和工学院的教学特色则是结合抗战的需要开设了一些实用的军事技术课程。物理学系的《实用无线电》、《实用无线电实验》，化学系的《国防化学》（甲）、《国防化学》（乙），土木工程学系的《军事运输》、《军用桥梁》、《军事卫生工程》、《飞机场设计》，电机工程学系的《实用无线电》，都是军事技术课程或是与军事技术直接相关的课程。公共课中，临大有两门开设一年的军事训练课，分《军事训练》（学科）和《军事训练》（术科），从理论和技术两方面全面加强了对所有学生的军事训练。临大投笔从戎的学生中绝大部分是学习理工科的，尤以学习工科的为多，这与学校在理工科教学中联系战时实际开设课程和训练学生有较大的关系。

　　临大11月1日开学上课，12日日军就占领了上海，12月13日国民党首府南京失陷。日军逆江而上，威逼武汉和长沙。国难殷深，临大掀起了一次从军的热潮。1937年12月10日，学校召开常委会，决定成立“国防服务介绍委员会”和“国防技术服务委员会”。29日，常委会又决定将这两个委员会合并为“国防工作介绍委员会”。学校发出布告：

　　 　 查学生至国防机关服务者，本校准为保留学籍，并得以随班考试分数（即本学期的平时成绩——引者）作为学期成绩，业经公布在案。学生于服务完毕返校时，须呈缴服务机关之证明书，始能取得学期成绩。

　　学生高涨的抗战热情，加上学校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不到两个月，据教务处登记簿，提出申请保留学籍、领取肄业证明和参加抗战工作介绍信的就有295人”，占全部学生的20%。从军学生的去向有三个。有的直接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的部队，有的加入了各种战地服务团，有的到敌后参加抗战。其中有13人去延安参加了八路军。“留校学生则组织宣传队向当地民众进行抗日宣传，组织演剧队慰问抗日军队。”

(老长沙）

　　战火中，临大师生也有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师生们除了喜欢游览湘江、岳麓山外，还喜欢探访长沙的大街小巷，寻找各种本地风味的美食：

　　 　 一星期几块钱，一个学生可以和六七个同伴在附近的餐馆撮上两顿。这些美食家很快就对长沙的餐馆评头品足，从李和盛（李合盛——引者）的驰名牛肉，到九如斋的美味果脯，如数家珍，他们还能指出哪里可以吃到青椒豆腐、肥猪肉、青菜和大角鱼（疑为大脚鱼——引者）。

　　学生陈达还觉得“长沙的许多街名，饶有诗意”，如“菜根香”、“又一村”、“百花深处”、“平地一声雷”，“不知是何人命名的”。

　　与长沙相比，设在南岳圣经学校分校的文学院简直是世外桃源。附近有白龙潭、水帘洞，不远处有祝融峰、磨镜台等风景名胜，还有王船山归隐处，张栻、朱熹二贤祠。这里没有敌机的侵扰，远离闹市。师生们课余常结伴漫游，谈今论古。

(二贤祠）

　　然而，毕竟是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时候，对景伤怀，不免起南渡哀情。冯友兰游二贤祠，怀先贤之高风，对当时之巨变，不能自已，吟诗两首：

　　洛阳文物已成灰，汴水纷华又草莱。非只怀公伤往事，亲知南渡事堪哀。

　　二贤祠内拜朱张，一会千秋嘉会堂。公所可游南岳耳，江山半壁太凄凉。

绝徼移栽桢干质

　　南京失守后，武汉告急，日机对长沙的轰炸更加密集，临大不得不考虑搬迁的事情。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反对搬迁，如果一定要搬迁，他表示全力支持在湖南选择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广西方面也表示欢迎临大搬到桂林或是广西的其他地方。最终学校采纳了经济系教授秦瓒的建议，搬迁到昆明。昆明地处群山叠嶂的云贵高原，敌人难以进犯。有滇越、滇缅两条国际交通线，便于对外联络。

　　学生得知学校要搬迁后，反对的声浪很高，“不数日，大字报几乎贴满了校门内走廊的四壁”。为了鼓励学生到延安去参加敌后抗战，八路军驻长办事处徐特立来学校演讲，更加激起了学生的抗日热情。但“教授大都与政府的看法相同：认为我们应该努力研究，以待将来建国之用，何况学生受了训，不见得比大兵打得更好，因为那时的中国军队确乎打得不错”。经过反复商议，学校于1938年1月22日发布通告：

　　　本校商承教育当局迁往昆明，嗣后关于设备之充实，教学之整理，务集众长，提高效率。凡学生志愿专心求学而成绩及格者，得按规定手续，请求许可证，随往新址，笃志学问。迁移时本校各予川资津贴二十元。来迁移新址后，学宿各费暂行免收，惟膳食须行自筹。其有志愿服务，不去昆明而欲至国防机关工作者，本校当竭力介绍，以成其志，并按本校规定办法，为之保留学籍。

　　学校充分考虑到了去留两部分学生的要求，但仍有激进的学生在布告上涂黑框，还有学生在布告上书写“放屁”。到1月31日，签名反对搬迁的超过了一半。学生签名反对搬迁的同时，“学校是改变了方针，凡女生及‘号兵’（指身体欠佳者——引者）海道走，其他走着去，为的是使‘搬家也成为教育’，并布告上说要沿途考查民情，调查风俗，采摘标本，锻炼体格……。”这一政策的改变，效果明显，到第二天，“真的反对搬家的尽管签名，而注册课里填取去云南入学证者，亦如之，大概要超过2/3了”。随后，学校发布公告，“步行学生，其沿途食宿费用由学校担任”，又公布了赴滇路线，全程1671公里，其中步行690公里，间乘舟车。闻黎明认为，20元的路费远远不够，步行解决了学生的经济困难，打消了部分学生反对搬迁的念头。而学生高小文则认为：

　　　 尽管校内校外都有人反对迁校，可是,绝大多数同学出于对三位校长的绝对信任以及在离家投奔学校之初就已把自己的命运和学校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所以一切听从学校的决定；而学校当局则对任何反对意见采取了既不干涉也不答辩的态度，只是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着迁校工作。

　　学校充分尊重学生的不同意见，又充分考虑到了不同学生的实际需要，因而取得了绝大多数学生的信任，最终迁校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据1938年2月10日会议记录，准予赴滇学生821人。经体检合格发给甲种许可证步行赴滇的244人。其余发给乙种许可证，乘舟车赴滇。还有600多名学生或参加了抗战，或转到了它校，或返回了家乡。

(西迁路线图）

　　赴滇的路线有三条。一是经广汉铁路至广州，经香港乘船至海防，再由滇越铁路经蒙自至昆明。女生和大部分教员及其家属走的是这条路。一是沿竣工不久的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至河内，再由滇越铁路经蒙自至昆明。朱自清、冯友兰、钱穆等10余人走的是这条路。另一条路则是步行赴滇的路。

(二大队一中队一分队)

　　步行赴滇的学生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旅行团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着军装，打绑腿，编成两个大队，三个中队，每个中队又分若干小队。军事委员会指派黄师岳中将担任团长，大队长由学校军训教官担任，中队和小队长则由学生担任。参加步行的教师11人，组成辅导团。黄钰生、曾昭抡、袁复礼、李继侗组成指导委员会，由黄钰生担任主席，负责日常工作。学校还配备了医官和炊事员，另有两辆卡车运送行李。出发前公布的正式名单，学生共有288人，教师11人，加上军官、教官、医官和其他人员，人数达到350多人。

　　1938年2月19日下午5时，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全体成员在圣经学校操场举行开拔仪式。湖南省政府秘书长陶履谦代表主席张治中致欢送辞。仪式结束后，身着戎装的旅行团员在团长黄师岳中将的带领下，向中山路西端的湘江岸边进发。

（1938年2月22日下午，船抵益阳城外清水潭，因上游水浅，遂于23日舍舟登陆，3000余里之长途旅行从此开始。)

（旅行团抵达常德县中学后全体人员集合的情景）

　　非常时期，旅行不可能都按计划安排进行。1600多公里的旅程，实际乘船路程只有从长沙到益阳、常德到桃源两段，乘车路程只有从沅陵到晃县（新晃）一段。步行路程总计约1300公里，超过原计划几近一倍。时值冬天寒冷、初春多雨的季节，途经湘黔滇土匪出没的穷山恶水，旅行团备尝艰辛。

（抄小路 )

　　向长青这样记载在湘西遇土匪的经历：

　　　把铺盖摊好睁着矇眬的眼睛正想倒下头去，忽然间传令兵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说就是那一批土匪快要迫近这里了。顿时山腰间布满了紧张恐怖的空气，灯放射出可怕的黄光，到后来索性吹灭了，变成一片漆黑。最初有人主张放哨，可是赤手空拳的那有什么用，幸而我们的大队长挺身而出愿独当一切。时间一分一秒地爬去，土匪却没有来。恐惧终究是挡不过疲倦的，大家终于都昏昏入睡了。

　　这一夜有惊无险，据刘重德回忆，是“因为行前湖南省政府曾给所谓‘湘西王’打过招呼，说是将有一批穷学生‘借道’去云南读书”。

（渡盘江)

　　其他如涉险渡江、忍饥挨饿、夜宿牛棚、日行百里、生病掉队的事一路上常有发生。

　　旅途中也有欢乐。湘黔滇虽多穷山恶水，在师生们的眼里那也是壮丽的风景。一路上有桃花源、黄果树等著名景点，正好借机会“到此一游”。贵州山区多溶洞，“几乎没有一个不留下旅行团的足迹”。惊险的渡江场面在同学们的眼里也成了“最有趣”的探险：

　　　小划狭窄仅容五、六人，头尖尾截。桨长柄铲形，两人前后划之。乘客都顺蹲坐舟中，两手紧紧扶舷，不得起立乱动。舟先慢行沿岸上溯，近桥时突然一转，船顺流而下势如飞鸟。将到岸时，又拨转上溯。船在中流时，最险亦最有趣，胆小者多不敢抬头。

（埋锅做饭)

　　沿途一些地方官民的热情接待，让团员们倍感温暖。3月17日，旅行团出湘西进入贵州玉屏县，入城后“有一队童子军举手欢迎，还有民众代表模样的几个人也敬礼。街上贴标语欢迎住宿，每家还挂出国旗来，听说县长也在那里欢迎”。原来，玉屏县小，无宽大旅舍容纳众多师生，县里贴出布告，要求“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出，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利。”读到这一布告，师生无比振奋。

（旅行团受到当地小学生的欢迎)

　　4月13日，旅行团在贵州安南县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师生无比兴奋，当晚与县政府人员一起举行庆祝大会，燃放鞭炮，举行火炬游行，高呼口号，高唱救亡歌曲。杨式德说：“我的布鞋和袜子全湿了，精神上却异常快乐。”

　　从长沙到昆明68天1600多公里的旅行被认为是一次“小长征”，沿途所经历的种种苦乐对象牙之塔中的书生来说是一次洗礼。“使搬家也成为教育”，“沿途考查民情，调查风俗，采摘标本，锻炼体格”的目标一一实现，所收获的成果可以说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设想。仓促间的一个艰难决定却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易社强认为，这次长征是教育上的一次冒险，经历了这次冒险之后，“这群青年再也不会觉得祖国和人民是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了”。闻黎明也认为，“近距离了解社会，可以说是这次旅行的最大收获”。

　　一路上团员们亲眼目睹了内陆山区民众的极端贫困，亲身体验了落后地区延续了千百年的陈规陋习。尤其是湘黔两地的匪患和鸦片，在团员们的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路上)

　　在湘西遭遇了土匪之后，向长青一有机会就与老乡探讨匪患的原因。茶馆的老掌柜告诉他：“这个年头嘛，真要命啦。几个月里头就抽了几次壮丁，五个丁要抽四个，抽的抽走了，逃的逃上了山啦，先生。”在贵州再一次经过匪患区的时候，又是一位老掌柜对他说：“活不了啦，我老到了六十几了。先生，你看，出了钱就是匪也可以保出来，没有钱你就千真万确地是匪。要砍头！”听了这话，看到“那爬满了一条条皱纹的脸颊隐藏着一层深深的忧郁”，向长青“不知道该怎样地去安慰那忧郁的灵魂”，不能理解“为什么好些地方会那样地如出一辙”。

　　贵州的烟患更甚于匪患。旅行团走过贵州山区，看到路旁到处种有罂粟，团员们亲眼目睹了罂粟的生长过程。“在平坝时所见烟苗刚刚出土”，到了镇宁，“已高达四五尺，纷纷着花”。当地政府虽也在禁烟，但越禁价格越高，获利越大。在利益的驱使下，“地方军阀强令农民种烟，以烟税收入充作内战资本，有的还直接经营烟土买卖，或派军队为商人押运烟土，收取高额报酬。”向长青感叹道：

　　　自从进了贵州，我又像到了另一个国度。濛濛的雨，濯濯的岩山，红白的罂粟花，瘦弱的灵魂，是一切永远不会使你忘掉的特色。

　　　谁知道什么年代起这地方的人就变成了这样苍白、孱弱和瘦削？我不信这全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罪过！我仿佛觉得是一条蛇或者一只猛虎扼住了一个人的咽喉，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脱？

　　这次旅行，加深了团员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触动了他们的灵魂，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态度，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学术志趣，增强了他们的使命感。当时正在读大三的任继愈之所以选择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作为自己毕生的研究方向，这次旅行起了很大的作用：

　　　正是这次旅行，才亲眼一睹中国农村的贫穷和败落，使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使我开始思考如何将自己的人生归宿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思考怎样从意识形态的深层根本地找到其中的根源。这样，我决定用一生的时间，去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应该说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自己的心情是相当庄重严肃的，不仅有了确切的方向和目标，而且有了一种使命感。

（任继愈）

　　调查风俗，采集标本的成果散见在旅行团员们的日记中，“旅途中，团员各就性之所好，学之所专，作种种考察和研究”，从沿途的地质、地理、气候、矿产，到苗、侗、瑶各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都有较深入的考察，可以说人人都有收获。马学良的《湘黔夷语掇拾》发表在《西南边疆》1938年第3期上。刘兆吉的《西南采风录》、钱能欣的《西南三千五百里》在旅行团到达昆明的第二年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刘兆吉沿途采集了两千多首民歌，选编成《西南采风录》，黄钰生、朱自清和闻一多为其作序。黄钰生描述了刘兆吉采集民歌的情景：“一群人，围着一个异乡的青年，”“有时哄然大笑，是笑言语不通”，有时“指手画脚，面面相觑，是要窥测真意”。朱自清赞美他“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做采风的工作，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并特别指出其中的“抗战歌谣”和“民怨”两类，可以看出民众同仇敌忾的态度和对政府的期望，与历来所采集的流传已久的民歌不同，明显带有时代的特征。闻一多则从他采集的歌谣中读出了中华民族本有的血性：

　　　“吃菜要吃白菜头，跟哥要跟大贼头，睡到半夜钢刀响，妹穿绫罗哥穿绸。”（盘县）哪个都市人，有这样气魄、讲话或设？“生要恋来死要恋，不怕亲夫在眼前，见官犹如见父母，坐牢犹如坐花园。”（盘县）“火烧东山大松林，姑爷告上丈人门，叫你姑娘快长大，我们没有看家人。”（宣威）“马摆高山高又高，打把火钳插在腰，那家姑娘不嫁我，关起四门放火烧。”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明知国民党特务已经盯上了他，仍然毫不畏惧地在李公朴追悼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最后一次演讲”。下午，在回家途中，闻一多身中十弹。或许，是湘黔滇的野性歌谣更加激发了他的血性；至少，这个湖北黄冈的血性男儿读到湘黔滇的野性歌谣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薛岳将军决心在长沙与日本侵略者决战，重要的理由是“湘人民气可用”。这“民气”的本质就是湖南人“霸得蛮，不怕死”的血性。刘兆吉所传播的湘黔滇带着野性的山歌以及那些热乎乎的抗战歌谣，一定鼓舞了不少读者的抗战勇气。

　　这次从长沙到昆明的迁校，不像从平津到长沙的“大逃亡”，不仅井然有序，而且使旅行成为了一次难得的教育。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离不开临大管理者的精心安排，带队军官的身先士卒和教师辅导团的表率示范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旅行团团长黄师岳中将虽行伍出身，出发前的演讲却非同一般。他将此次旅行看成是张骞通西域、唐三藏取经、三宝太监下西洋之后的“第四次的文化大迁移”。高小文这样描述这位中将团长：

　　团长中等身材，年在五十左右，体质看上去很结实。学校为了照顾这位全团唯一的“贵宾”，特别为他准备了一匹马和一辆脚踏车作为专用的代步工具。可是他却极少使用这两项工具，总是把他（它）们让给那些脚上打泡的或是身体不适的同学轮流使用。

　　团员马学良有一篇专门回忆闻一多的文章。“闻先生脚上打满了血泡，我们都劝他去搭乘运行李的卡车，他却总是婉言谢绝。”“即使生病，他也从不乘车，坚持步行。”路上见到美丽的风景，他忍不住要拿起已经搁置多年的画笔写生，“一路上，闻先生的写生画竟达上百幅之多”。看到少数民族的歌舞，他“从中考证《楚辞》与当地民俗的关系”。看到苗寨土地庙中的人首蛇身神像，他由此联想到所研究的伏羲神话。“在闻先生的影响和指导下，我做了大量的调查，积累了不少语言材料。到昆明后，我把沿途收集的素材整理出来，写成《湘黔夷语掇拾》一文。”马学良由此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成为了研究少数民族语言、风俗、历史、文化的专家。

（袁复礼)

（曾昭抡)

　　地质学家袁复礼带领团员们考察湘黔一带的地质构造，寻找化石。化学家曾昭抡给团员们作“国防工业问题”的演讲。这位化学家的行事有湘乡曾氏家族的古风，一路上从不走捷径，一定沿着曲曲折折的盘山公路“走正道”，被认为是旅行中走路最多的人。

（湘黔滇旅行团到达昆明)

　　经过1600多公里，68天的跋涉，每一个旅行团团员的脚步更加稳健了：

　　　 总共换上第几支草鞋了/沉着的行脚仍然/和云一样轻快/眼底是几重山水/无从问朝随烟霞/暮从归鸦/旅行人已是一颗/离枝果实/管它会否有花香/蜜蜂细脚的蠕动/成熟的意义代表/春天呢或是秋天/足底已习惯途路的沉默

　　成熟的意义代表的是临大精神，它对联大精神的塑造至关重要。这一颗颗“离枝果实”是中华文明和现代科技的种子，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开枝散叶，推动了中国现代文明的发展。

（慰劳旅行团)

(1938年西南联大负责人与旅行团全体教员合影,前排左起黄钰生、李继侗、蒋梦麟、黄师岳、梅贻琦、杨振声、潘光旦，二排右三为闻一多）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到达昆明。学校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前来献花的赵元任的女儿赵新那没有想到，她未来的如意郎君黄培云也在旅行团的队伍中。

（1937年，14岁的赵新那随父赵元任来到长沙，就读于福湘女中。1938年随父西迁昆明，是西南联大向湘黔滇旅行团献花的4个女孩之一。）

　　黄培云没有想到，14年后的1952年，他和早他3年清华毕业曾在西南联大工作过的陈新民奉命回到湘黔滇旅行团出发的地方长沙，来到岳麓山下的左家垅，就在创建长沙临时大学时还没有完工的清华研究所原址上，创建中南矿冶学院。创建时间正是长沙临大正式上课的11月1日。清华的两栋研究大楼被命名为“和平楼”和“民主楼”。

　　经历过战争的洗礼，用脚丈量过旧中国贫穷落后的土地的黄培云知道，未来的中国不仅需要科学和技术，更需要民主与和平。

（为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首都大学生采访团“重走西南联大之路”，来到中南大学，登门拜访了92岁高龄的赵新那老人。）

（陈新民，中南矿冶学院第一任院长）

（黄培云，中南矿冶学院第一任副院长兼教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