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即1938年11月12—15日，在中国人民艰苦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的战争中，湖南省会长沙市曾发生一场空前惨烈的大火，一起由政府操纵、军队实行的“有组织”的放火。这场大火，造成了空前未有的灾难和极其恶劣的影响。他使数千人葬身火海，一座有着二千余年历史的文化名城顿时化为一片废墟，湖湘人民世世代代艰难缔造、辛勤积累的无数精华灰飞烟灭，使一座省会城市、千古名城中断发展，使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神圣事业遭到极其恶劣的影响，因此被称为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起重大历史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遭到最严重破坏的城市之一。

　　浴火重生，痛定思痛。80年后的今天，让我们再来回顾这场旷世空前的大火，他为什么发生，又是怎样发生的，其造成的空前灾难和恶劣影响具体在哪些方面，一座几乎在地图上抹去的城市又是怎样重新站立起来的，他带给我们哪些重要的警示，是很有必要的。

　　长沙大火的历史经过

　　时代背景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我国从此进入全面的抗日战争时期。这时的长沙，属于国民党统治区域，是湖南省的省会。1933年，长沙正式设市，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建设，并取得不少成就。

　　1938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二个年头，我华北、华东大片国土已经沦陷，日本侵略军又开始了对我华中、华南地区的进攻，中国军队与日寇展开了大规模的武汉会战。10月21日，广州沦陷。10月25日，武汉失守。随后，日军沿粤汉铁路继续南犯，广东日军蠢蠢欲动企图北上，湖南骤然由抗战的大后方转变为前线。长沙已临近抗战的前方，处于日军南北夹击之中，成为战略要地。24日，蒋介石飞抵湖南。29日，日军继续南下。长沙成为举目关注的焦点。

　　在此严峻的形势下，湖南省政府实施应变措施。其实，早在1938年上半年，在长沙的各大、中学校均已开始疏散。2月，一师、明德、岳云撤离；5月，一中撤离。到下半年，进度加快，8月，长郡、明宪、艺芳、妙高峰搬迁；9—10月，湘雅、湖大先后撤离。随着形势的日益紧张，开始要求市民实行疏散。据10月28日《中央日报》报道，27日，长沙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本市除壮丁而外，所有老弱妇孺，均须限令向外疏散。责成保甲挨户劝导，即日施行”。11月1日，湖南省政府和长沙市政府做出动员市民疏散的决定。于是，在长机关、团体、工厂、商店和广大市民开始撤离。

　　省政府的政务系统即各厅迁往湘西沅陵，另设一个省政府行署前往邵阳。省城仅留下以张治中为首的军事指挥系统。

　　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到长沙城头。来湘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连连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10月29日，蒋介石在长沙召开最高军事会议，总结武汉会战以来的经过和布置长沙外围的作战，提出对长沙实行“坚壁清野”、焦土抗战的方针。11月7日，再一次召开军事会议，重申焦土抗战。

　　11月8日，日军侵入湘北，同日又出动飞机轰炸长沙和衡阳。9日，进陷临湘。10日，占领城陵矶。同日，张治中在磐园召开省军政负责人会议，传达蒋介石“焦土抗战”的指示。酆悌在警备司令部召开省会党政军宪处长以上负责人会议，宣布实行紧急疏散和焚毁长沙的计划。在国民党湖南军政当局的布署下，长沙的疏散加速进行开来，“到10日前后，商店开门的很少，街上已不像前几天那样忙乱，行人不多，黄包车一辆也没有了，连一个交通警察也看不见了，街头墙壁上到处用日文写着预备给日军士兵们看的反战标语……整个长沙城呈现一片凄凉冷落的景象”。长沙已几乎成为一座空城。

　　与此同时，“焦土长沙”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长沙警备司令部积极准备纵火器材和汽油煤油，并在各交通要道拦劫车辆，以作最后撤离的工具。身为省会警察局长的文重孚，居然听任警察逃亡，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

　　文夕大火经过

　　11月11日夜，日军攻陷岳阳。湘北门户洞开，省城更加危急，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甚至警察纷纷逃岗，全城已陷入无政府状态。12日上午9时，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的紧急电报：“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 随即接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电话：“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

　　张治中立即召来酆悌、徐权，命令制定“焚城计划”，并成立焚城指挥部，由长沙警备司令部司令酆悌负责筹备，保安处协助，警备第二团团长徐崑担任放火总指挥，警备第二团和长沙市社训总队实施放火任务。几个小时后，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写出“焚城计划”，共13条，规定“以城南天心阁举火为号”，全城同时行动，并由徐权修改。当天晚上，酆悌在警备司令部召集徐昆、王伟能、文重孚，布置任务，宣布：今晚如发现北门方向出现火光时，全市放火。夜10时，“焚城计划”所要求的各项工作已经就绪，引火汽油分发到各放火单位班（小队）。12时，警备二团、社训总队进入准备位置。各项工作均已就绪，长沙大火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此时，敌我双方还相持于新墙河以北，距长沙还有一百多公里。11月13日凌晨2时许，南门某处突然起火。警备二团士兵看到火光，便一齐行动，四下放火。霎时间，冲天火炬接二连三升起。

　　这时，原来同住在南门外大雨厂坪的张治中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都撤离此地。张治中搬到二里牌唐生智公馆，陈诚搬到侯家塘章亮基公馆。13日凌晨2点，张治中被副官叫醒，立即作紧急处置。陈诚得知发生大火，飞调53军及宪兵团进驻长沙，又命九战区政工大队出动，抢救难民。蒋介石此时在韶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与湘北前线和长沙的电话中断。

　　大火发生前，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廖维藩、主任委员李毓尧逃往湘潭。大火初起，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率警逃往湘潭，长沙市长席楚霖逃往湘潭。省保安处长徐权、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去向不明。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潜逃。酆悌在高井街家里睡大觉，直到被许权叫醒，马上打电话，但已无法联系，只得前往二里牌唐公馆去见张治中。

　　3点，火势更大。不久，电话中断。一趟军列于大火中开出城，10多名号兵齐吹冲锋号，冲进火海，4时许才到达猴子石。4点37分，全城停电。14日，大火继续燃烧。15—16日，尚有余火。17日，青石井中国银行起火。

　　据时任长沙市市长的席楚霖回忆，大火发生时，“市民从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少妇孺的哭喊声和火烧房屋发出的爆炸声汇成一片，构成一幅极端悲惨的景象”。一些不能行走的伤病员被烈火吞没；被大火逼得走投无路的妇幼老弱，或躲进水缸，被活活煮死，或躲进防空洞，被烤焦致死。

　　当时，兼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正在长沙，事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当夜半火起之时，他们下榻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周围也燃起熊熊大火。两人急忙撤离，随身仅带了机要文件和一台收发报机，于当天下午到达湘潭。13日夜，周、叶赶回长沙，因火势猛烈，不能进城。是时长沙已成火海。

　　惨重牺牲和巨大损失

　　这场大火，从11月13日凌晨到15日，整整烧了三天三夜。直到17日，青石桥还在起火，故又称五天。其“火势之大，实为本世纪未有也”，造成了空前的浩劫。

　　首先，是造成了人员的重大牺牲。时城内3万余人，主要是伤病官兵、店铺留守人员和坚持留家的老人。大火发生后，大多逃脱，能逃出的，重伤官兵、衰老民众、酣睡未起者。大火中的死亡人数，至今没有明确的统计。据中央社记者11月19日报道：“湘垣大火，市民未及逃出者2000余人，迄今尸体大部掩埋。”又据事后国民党湖南军政当局公布的数字，直接死于大火的有3000余人。火后掩埋尸体600余具（607—639）。

　　其次，这场大火，使一座历史名城顷刻之间变为一片废墟，长沙人民世世代代创造与积累的财富，化为灰烬。全城90%的街道严重受灾，80%以上的房屋被毁，主要是东、南、西三个区，包括橘子洲、溁湾镇。据省会警察局调查（二次）经省政府公布，长沙市原有房屋31884栋，剩存10747栋，全毁20838栋（大部分为住宅、商店，共20524栋），半毁299栋。另据高一涵据省会警察局的调查报告，长沙市原有户数45501，焚毁户数35471（大部分为住宅、商店，共计35201），完整户数10230。又据1952年长沙市房地、税务部门调查：全市1100多条街巷，片瓦不留的690，幸存不到5栋房屋的330条。幸存房屋2538栋，栋数占6?57%，建筑面积占12?3%。

　　这些建筑之中，有相当多的清代建筑，如清代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王先谦等名人故居，名人祠堂如陶澍、曾国藩、左宗棠、三公祠、五忠祠等祠堂，著名的私家园林、古老寺庙，全部荡然无存。

　　原来繁华的街道变成残垣断壁，学校、银行、工厂、商店毁于一旦，而未及转移的一切设备、器材、资金、货物、图书档案、古玩文物等，荡然无存。“千年缔造，可怜一炬”。长沙的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受到了最为惨重的损失。工商业中粮食业、百货商业、纺织业损失尤为巨大，名老字号全部被毁。文化教育事业遭到毁灭性灾难。几乎所有学校被火，仅私立中小学31所，湖大、第一师范、省立长高损失更大。近代以来长沙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被中断。

　　由于整个长沙城市几乎被毁灭，因此成立才5年的长沙市宣布撤销，长沙市政由长沙县政府代行。1939年4月，徐特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道：“自长沙火灾后，长沙只恢复了一些小商业；工业只有小手工业；学校完全没有；报纸只有三种日报，其中两种是小型报；政府机关只有省行署和长沙县署。因此，长沙失去了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作用。”

　　长沙大火范围之广，牺牲之惨烈，损失之巨大，可以说是空前的。所以，在数十年后，国际社会认为：中国的长沙、南京与日本的广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失最大的城市。

　　大火案的审理　

　　按照原来计划，放火焚烧长沙，是日军进攻长沙而且“失陷”的情况下才实行的。可是大火以后，前线安稳如故，日军并没有向长沙进攻。消息传开，国内外舆论大哗。九战区陈诚向蒋介石陈言。在重庆和其他省市的湘籍知名人士，如辛亥元老仇鳌、前湖南省主席何键等500多人，湖南旅黔同乡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王造时等，以及部分在华外国侨民，纷纷写信、打电报，要求彻查大火真相，严惩祸首，救济灾民。

　　当时，蒋介石正在广东韶关召集重要军事会议，获悉长沙发生大火，感到事态严重，于11月16日夜赶回长沙。当夜，他听取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和张治中的汇报，次日又视察全市灾情，随后决定采取以下紧急措施：

　　（一）逮捕首事有关人员酆悌、徐崑、文重孚，组织军法会审，自18日开庭；（二）拨款50万元（由军委会拨20万元，省政府拨30万元），救济被难灾民；（三）调集重兵，加紧长沙的保卫；（四）改组地方军警机构，任命俞济时兼长株警备司令，并办理善后事宜。

　　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九战区军法分监部于18日上午，对酆悌、徐崑、文重孚三犯进行预审。徐、文满口咬定一切行动都是执行警备司令部的命令。酆则供认疏忽失慎，违反机宜，有不可赦免的罪行。以纵火罪判处酆20年、文10年、徐5年。次日，又由军委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钱大钧、副审判长蒋锄欧，经历一天。张、钱、蒋都对酆表示同情，为之说项、暗示。但酆悌不得要领，张、钱、蒋爱莫能助，只得如前拟判。判决书呈蒋介石。蒋批示：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文重孚身为警察局长，擅离职守，率警逃遁，着即枪毙；徐昆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最后分别以“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擅离职守、率警逃遁”，均判处死刑，于20日上午10点，在侯家塘刑场执行。

　　以张治中为首的湖南军政当局，也分别给予处分。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用人失察、防范疏忽”，革职留任，责成善后；省保安处长徐权因“惊慌失措，摇动人心”，被革职查办；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石国基、参谋处长许权：在逃，均予革职，通缉查办；长沙市长席楚霖：弃职潜逃，革职留任，责成善后。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廖维藩、主任委员李毓尧，大概由于并没有军政方面的职能，故未给予处分。

　　大火善后　

　　火后长沙，全城一片焦土，人民荡析流离，赶筹善后、安定民心即成为最紧迫的问题。11月13日上午，张治中、陈诚都曾下令开展善后，但由于火势太大，只可能维持治安和恢复通讯。16日拂晓，长沙县抗日自卫团第三中队开进长沙，从事善后。11月16日，周恩来赶回长沙后，即会同陈诚、张治中等视察灾情，慰问灾民，决定调集政治部第三厅人员赴长从事善后。17至19日，田汉、郭沫若等先后率三厅300多人抵长，组成突击工作队，投入救灾善后工作。19日，九战区第二政工大队赶到，参加善后。22日，省政府组织的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财政厅长尹任先为主任，田汉、席楚霖为副主任，由省政府各厅、政治部三厅、长沙市县政府、省会各界、外国侨民等各方面人士60人组成。下分总务、交通、救济、治安、工程、宣传、市场、经理8组和一个工程队，善后工作全面开展起来。

　　从11月下旬到12月中旬，救济委组织五千民工、自卫团员、突击队员，发放救济款、清理街道、掩埋尸体、拆卸危墙断壁、恢复市场和交通电讯。

　　首在救济，设收容所（如明德、丽文），发放救济款。直接发给灾民，每人5元。据省政府统计：疏散者登记发放4万人以上。12月1—9日发放8?4万人，共计12?4万人。据尹任先回忆，12月1日发放，次日继续，共发9万余人，40余万元。另外，房屋被毁，给予象征性补助。总计用费90余万元。

　　其次是清理街道。省政府在长沙附近各县招募民工3571人，自卫团1200人，共4771人，清除火后废墟。12月14日大致完成。

　　再次，恢复市场和交通。动员农民进城卖菜。11月19日，出现最早的市场，其中卖肉3人、卖菜2人。12月21日《新华日报》报道，市内“小本营业，露天商场，旅社饭馆，均颇发达，日用必需品应有尽有；并组设盐米公卖处，凭证供给；银行设有兑换所，流畅金融”。交通方面：11月29日火车站恢复营运，南行每日二次，北行汨罗每日客货一次；12月初长沙至浏阳、湘潭班车恢复。邮政电讯最先恢复，11月16日，第六军邮局在新开铺开始收发邮件，21—23日，小吴门等处设邮件收寄所；30日开通省内长途电话，12月初开放省际、国际电报业务。

　　经过不到一个月的艰苦努力，一片焦土的长沙、一座几乎死亡的城市，慢慢地恢复生气，慢慢的复苏。

　　12月22日，长沙市火灾临时救济委员会宣布各项工作结束。

　　长沙大火的善后救济，国民党中央当局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在全国各界的强烈呼吁下，国民党中央、行政院、监察院、中央赈济委员会均先后委派要员来长，调查灾情，视察慰问，或指拨赈款，调拨救济物资，对缓和灾情起了一定作用。另外，中华慈善总会、国际救济委员会和在长沙的外国侨民，对大火的救济工作也给以了人道主义的支持。

　　当时，著名诗人田汉曾满怀豪情赋诗：“衔枚荷重人千百，整瓦完垣户二三。犹有不磨雄杰气，再从焦土建湖南。”表达了湖湘人民生生不息、坚强刚毅的伟大精神。而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使一片废墟的长沙，火后再生，实现了凤凰涅槃的奇观，在后来更为悲壮激昂的长沙大会战中，绽放出英雄的色彩。

　　痛定思痛，千秋警示

　　敌骑未至而自焚其城，长沙大火堪称为一场千古奇闻，给人们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这是血与火的惨痛教训，是一场千秋永志的警示。本世纪初，长沙市人民政府在天心阁城墙下建了一座警示钟，每年的11月12日长沙大火纪念日，即在此鸣钟警示，告诫世人。那么，我们应当在这一起历史事件中，获取哪一些警示呢。

　　警钟长鸣，奋发图强　

　　长沙大火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制定的“焦土抗战”政策。但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制定这样的政策，自己放火烧毁自己的城市？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中国当时还十分贫穷、落后，国力虚弱，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因此采取“坚壁清野”“焦土抗战”的政策，宁可“玉石俱焚”，也不投降敌人。所以，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不会有长沙大火，这是长沙大火最根本的原因。纪念长沙大火，从我们国家，我们全体人民来说，必须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保卫和平，保卫我们的家园。

　　忠于职守，不忘初心　

　　长沙大火给人们最为直接的教训就是，对于城市的领导者、管理者来说，就是必须坚守岗位，忠于职守，爱护和关心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在长沙大火事件中，国民党湖南军政当局根本不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完全不让老百姓知情。大敌当前，大难临头，国民党湖南军政当局张皇失措，昏愦颟顸，把一起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变成事实。此外，对于人民群众、普通老百姓来说，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在大火之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已进入湖南，长沙临近前线，政府已经动员人民疏散撤退，但还是有一些人而主要是老人，抱以侥幸的心理，困守空城孤室。还有一些被雇佣的人员，为人守看店铺，却将出入门户封闭。结果大火笼罩，无法冲出险境，被活活烧死。

　　走出历史的迷雾——将长沙大火的研究引向深入

　　长沙大火发生距今已80年。人们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多方面的回忆和研究，初步揭示出长沙大火的历史经过及其原因。但是，研究还应当继续深入，充分地挖掘事件的全过程，全面展示真相，进一步探讨造成这一事件的原因，更为深刻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80年来的回忆与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共出版有关书籍9种，回忆录75篇，论文35篇。首先是回忆录。80年来，这一事件的诸多当事人写了许多回忆录，分别从各自的角度，追记当年事件的经过。人们也从包括档案资料在内的各种历史文献中，如政府文件、新闻报道、私人日记文稿挖掘了重要史料。据目前所披露的共有十几篇，如《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中央赈济委员会和两湖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报告等。史学界学者进行的研究，初步介绍、叙述了长沙大火的历史过程，论述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加以认真严格的思考，还会发现其中不少问题，甚至是关键性问题，并没有得到完整、清晰与深刻的说明。

　　长沙大火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几个方面

　　长沙大火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仍然是扑朔迷离，烟雾重重，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史实两个方面继续深入研究。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长沙大火发生的原因

　　第一、根本原因：“焦土抗战”政策问题。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几年，就有人提出“坚壁清野”“焦土抗战”，与敌“玉石俱焚”的主张。1931年，李宗仁出版他的一本小册子《焦土抗战》，正式提出这一主张。张治中的回忆录里，曾指出蒋介石在长沙的会议上，提出了“我们要对长沙实行焦土抗战”。有人还回忆说：“焦土抗战”已经成为抗战的基本国策，天经地义。毛泽东《论持久战》：“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以上诸说，都是个人的著作或事后的回忆，毕竟还不是中央政府或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的文件。因此，关于“焦土抗战”政策，其来龙去脉，是怎样提出来的，又是如何成为既定方针、基本国策的，还没有清晰的记述。此外，对这一政策怎么评价，也缺少有说服力的阐述。

　　第二、直接原因：首先是蒋介石电报。根据张治中兄弟的回忆，1938年11月12日上午9点，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电报：“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随即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打来电话：“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这是促使张治中下令制定“焚城计划”并进一步将加快准备，又将准备转变为行动的关键。但是，查阅近几年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并没有蒋介石发电报或打电话给湖南军政当局的记载。蒋介石当年身边的几位电报员、电话员也写了回忆录，都没有提到这个电报或电话的事。其次，“焚城计划”的问题。张治中、许权都说制定了这个计划，计划的起草人许权并回忆出“计划”的文字，共13条。但至今没有发现这个文件，而且在布置制定计划的时间上不一致。再次，是否有放火命令。按照许权回忆的“计划”第五条，放火命令必须是张治中下达，然后长沙警备司令部下达书面命令，方能起火。但事后，张治中、徐权、酆悌、徐昆几个有资格下达命令的人，谁也没有说下了命令。这就有了第一把火是怎样放起来的问题，因为火光也就是命令。于是又有了自卫团员“丁森”“自焚其屋”问题。这个问题最初是国民党中宣部、军委会政治部《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的说明》一文提出来的。该文说：“大火何以骤起？”一是地方军事负责者误信流言，临时躁急慌张之所致；二是“从事破坏准备之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激于民族义愤……自焚其屋”，“于是一处起火，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语言含混，模棱两可。这位“丁森”，是一致为关键的人物，但此人，不论是在后来有关部门的调查报告，还是政府文件，还是当事人回忆录，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长沙大火的责任

　　大火以后，国民党湖南军政当局抛出《关于长沙大火经过真相的说明》《长沙火灾纪实》《为长沙火灾敬告全省同胞书》，做了种种解释与说明。有关责任人也提出一些其他看法。可总结为“长沙必毁论”“火烧有功论”。应该怎样看。

　　第一、蒋介石的责任。这主要是指其在大火之前关于放弃长沙、实行“焦土抗战”的指示，以及11月12日上午的电报和电话。但这些史料全部出自回忆录，其真实性还有待考证。另外，即算这些史料都是真实的，其中还有“长沙如失陷”的前提。

　　第二、湖南军政当局的责任。大火之后，长沙流传一幅著名的对联：横披“张皇失措”，上下联是“治绩云何，两大方案一把火；中心安忍，三颗人头万古冤。”这幅对联将大火的责任全部算到张治中头上，而认为被判处死刑的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为代人受过，是万古冤屈。

　　酆、徐、文是否代人受过，张治中、徐权、石国基、许权的责任是什么，席楚霖的责任在哪里。当时，最高当局和省政府做出的处分，文辞极为简略，并没有具体说明。

　　长沙大火造成的损失和影响

　　一是人员的牺牲和财产的损失。

　　二是对长沙城市的破坏以及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三是对抗战事业的危害。

　　附： 关于1938年长沙大火的历史资料与研究论著（1938——2017）

　　一、书　籍（9种）

　　湖南省政府主席行署宣导处编印《长沙火灾纪实》，1938年12月

　　长沙市政协编《长沙大火》，岳麓书社1997年出版

　　龙楠林《名城血火》，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

　　钟沈军、何建明《名城血火》，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梁小进、陈先枢《1938：11?13长沙大火》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王笑、胡正奇《火烧长沙》，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出版

　　王娅妮泰《长沙文夕大火》，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版

　　郭沫若《洪波曲》（1948年撰）第十五章，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第三章第13—14节，文史资料出版社

　　二、回忆录（76篇）

　　1、长沙市政协编《长沙大火》，收入回忆录55篇。

　　2、未收入汇编的回忆录（21篇）

　　尹任先《长沙大火善后》，载《文史拾遗》2012年第4期，总第90期

　　（美）爱德华《目睹长沙大火》，载《文史拾遗》2013年第4期，总94期

　　周鼎《抗战时期长沙火劫之我见我闻》，载《湖南文献》1991年7月

　　华宣恩《我亲历的长沙大火》，载《炎黄春秋》2003年12月4日

　　《长沙文史》第十五辑（1998年12月）7篇

　　陈扬汉、吴健人《长沙大火的回忆》

　　郑石园《长沙大火前后》

　　袁　涤《关于长沙大火的回忆》

　　邱南章《跟随周总理在长沙》

　　朱友学《从武汉到长沙》

　　蒋汉亭《文夕大火亲历记》

　　许伟明《长沙大火的一段回忆》

　　《长沙文史》第十七辑（2004年12）3篇

　　薛祚先《我所见到的长沙大火》

　　长沙电讯志编写组《“文夕大火”中陈家垅报房的被焚》

　　李芸青《“文夕大火”中的粮食行》

　　湖南图书馆编《湖南抗战亲历者口述录》6篇

　　林协顺《文夕大火把我们家都烧光了》

　　韩德明《行军经过火烧后的长沙城》

　　刘访滨《大街小巷到处是断壁残垣》

　　徐万盛《文夕大火将长沙烧成一座废城》

　　黄子奋《文夕大火前坐上最后一趟火车离开长沙》

　　王金柱《听错一字酿成大火》

　　此外，长沙市区、县政协《文史资料》5篇，其中4篇已刊

　　三、论文（34篇）

　　鹤峪《焦土抗战与长沙大火》，载《东方杂志》第三十五卷第24号

　　杨承钦《长沙大火谜底——从两篇日记看长沙大火真相》，载《中外杂志》第六卷第四期，1974年10月

　　戴和林《1938年长沙大火起因》，载《民国春秋》1989年第4期

　　辛平《长沙大火及其引发的一场笔墨官司》，载《炎黄春秋》1995年5月15日

　　胡秀勤、张雪梅《抗战时期的长沙大火》，载《文史杂志》1995年8月10日

　　李世宇《张治中治湘与长沙大火》，载《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9月5日

　　李宽量、梁小进《长沙文夕大火纪实》，载《新创作》1995年第4期

　　李承勋《长沙大火事件见闻》，载《民国春秋》1996年4月15日

　　梁小进《长沙大火综述》，载《长沙大火》199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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