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1865.3.10-1898.9.2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诗人，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生于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之际。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救亡图存，谭嗣同奔走呼号，寻求救国真理，参与了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维新运动。1895年，他率先在湖南推行新政，创建浏阳算学社，又于1897年至1898年间，于长沙参与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创办《湘报》，力主粤汉铁路取道湖南，抨击旧政，宣传变法，成为维新运动的中流砥柱，在近代的思想、教育、科技领域均做出了卓越贡献，湖南因维新运动而成为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1898年8月21日，谭嗣同抵京，担任军机章京，参与新政。9月24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谭嗣同拒绝出走，被捕入狱，于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英勇就义，年仅33岁。谭嗣同一生如彗星划空，点亮近代中国漆黑的暗夜；他品行高洁，磊落无瑕，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视野开阔，天资卓荦，平生所学横跨政治、经济、文学、史学、天文、物理、数学、地理、测绘、音韵等多门众类；他慷慨任侠，友朋众多，唐才常为他而死，死在千般流转的绚丽星光下；梁启超为他而活，活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激流中。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谭嗣同剑胆琴心的高尚人格、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解放思想冲决网罗的精神，将永远在历史中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他用年轻的生命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唤醒了一代代志士仁人，让中国人在苦海求生的一百多年以来，每当听到他的名字，都会为之而热血沸腾。
关于谭嗣同的生平事迹，大家的了解多停留在他撰写思想著作《仁学》、担任军机章京、夜访法华寺、为变法而殉难几件事上。他是一个被历史尊崇而又忽视的人。人们提起谭嗣同，首先说他的就义，然后再提到他的政治主张，而且往往失之于片面，甚至曲解。至于他传奇背后真正的史实、他对于科学、文学、艺术的至高追求与无双的才情，还有生动鲜活的性格，则鲜有人知晓。然而，这个传奇般的“字林之侠客”，却并非一个只拥有单薄脸谱的“革命烈士”。真实的他，值得当代人尤其是湖南人的探索与了解。下面，我将以谭嗣同的几首诗作为纲领，并以他所经历的事件和他所交往的几位重要人物作为肌理，为大家讲述谭嗣同在三十岁之后的一些相关史实、故事，评述他伟大、丰富、却又短暂的生命。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从《狱中题壁》探秘到谭嗣同与梁启超的友谊故事。想必在座的各位都对这首诗非常之熟悉。这首家喻户晓的名作《狱中题壁》，出自于一位近代青年启蒙思想家、政治家之手，这个青年名叫谭嗣同，他是湖南浏阳人。写作这首诗时也几乎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他为戊戌变法献出生命时候只有33岁。关于谭嗣同其人，可以从这首诗讲起。诗中的“两昆仑”一直被人所纷纷猜测，一直莫衷一是。有人说是“昆仑山”，有人说是“昆仑奴”，并由此衍生出不少所指相关人物的猜测，有人认为所指为康有为、梁启超，有人认为是大刀王五，有人认为是唐才常。谭嗣同一生谙熟佛典，从《敦煌佛曲》的描述中，我们可以逐渐揭开了这句诗神秘的面纱。文殊菩萨，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他右手持金刚宝剑，能斩群魔，断一切烦恼，左手持青莲花，花上有金刚般若经卷宝，象征所具无上智慧，坐骑为一狮子。曾有两个追随他左右的昆仑奴，一个是“渡海言”，一个是“不逃逸”。所谓“去”，暗指“渡海言”的梁启超与唐才常，而所谓“留”，则是“不逃逸”的自己。文殊菩萨骑狮赴法场，就是以昆仑奴为侍从的。《狱中题壁》的语源，应该就是出自此处。
关于前两句“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还要从东汉时期说起。张俭，是一位名士，因为他曾经上书弹劾宦官侯览而触怒了他，后来党锢之祸时，侯览诬陷张俭，朝廷下令通缉，张俭只得被迫流亡。当时他逃亡在外，望门投宿，时人慕其名节，纷纷接纳。许多人为收留他而家破人亡。杜根也是一位名士，他因为上书邓太后归政汉安帝而被太后处以极刑。他被下令用白袋子装着，在大殿上活活打死。执法的人因为杜根的名气而手下留情，打完就用车把杜根接出城，杜根得以苏醒过来。太后命令人来检查，杜根就装作假死，装了三天，直到眼睛里生了蛆，太后以为他死了，这才得以逃跑。对于这样不畏强暴的义士，谭嗣同将他们引为同道。当时已经被清政府逮捕并关押在刑部大牢的谭嗣同，虽然身陷囹圄，但他暗自牵挂着、渴望着他刚刚流亡海外的挚友梁启超，希望他也能遇到帮助和收留他们的好人。
梁启超，是谭嗣同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挚友，也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他与谭嗣同相识，其实还不到两年的时间，但却结成了生死以之的情谊。梁启超在谭嗣同殉难之后又活了30年左右的时间，他成为了一个深深影响民国局势、并且力挽革命狂澜的重要人物，他的一生，无论是在晚清时期还是民国时期，都与谭嗣同紧密相关。谭嗣同与梁启超的故事，自民国以来就被当作一段名士之间的佳话而广为流传，在许多文学作品与小说当中，谭梁二人，一位是仗义豪爽的任侠君子，一位是才气逼人的青年学者，他们的相识，被渲染出了不少传奇色彩。
有一部名为《北京法源寺》的小说，作者是台湾作家李敖所著，十多年前，这部以维新人士为主角的小说曾是一代人难以忘怀的回忆。在这部作品中，谭嗣同与梁启超相逢在冬雪皑皑的法源寺中，二人一见则倾盖如故，遂于此处结拜为兄弟。法源寺，离谭嗣同所居住的浏阳会馆只十分钟步行路程，这座寺庙常年香火旺盛，人来不绝，自清代以来就是文人名士的雅集之地。谭嗣同与梁启超常来这里走动，但是，他们在历史上的相识，却比李敖所写的更富传奇色彩。
1896年春天，谭嗣同正好在北京办理做官的“入职手续”。某天午后，他与一位名叫吴樵的好友来到曾国藩的长孙曾广钧家中做客，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广东青年，他就是梁启超。据梁启超后来回忆，当他倦坐在屋中时，忽然看到一个“英锐少年”从外径直而入，他穿着四品官服，与同伴朗声而谈。他看到墙壁上高悬的古剑，旁若无人，拔剑起舞，那狂宕恣意的剑法与磊落豪迈的谈吐，让梁启超看呆了。于是，一旁的吴樵连忙介绍他们相识。那一天，谭梁二人谈论上下古今之事，中西新旧之学，互为对方倾倒，于是八拜定交，结为兄弟。
梁启超之前正在担任北京《中外纪闻》的主笔。他与他的老师康有为于去年二月在京参加会试时，听闻《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于是联合十八省的举人会聚于宣武门外的杨椒山祠中，联名上光绪皇帝万言书，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之后，又创办了《万国公报》，成立了强学会。只有二十三岁的梁启超很快成为了京中维新派中的领军人物。然而随着强学会的查封和清政府的打压，此时京中维新气象已是极其衰败。正在苦无同志、进退两难的境地，梁启超恰好遇到了通晓中西学术、思想极为超前的谭嗣同。
认识还没几天，梁启超就兴奋地写信给康有为盛赞道：“谭复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伯里玺之选也。”伯里玺，即为英文词汇“president”之音译，也就是总统的意思。刚刚相识的朋友，即盛赞为具备总统之才能，梁启超这样高的评价，也就只给过谭嗣同一人。之后不久，梁启超又介绍自己的好友夏曾佑与谭嗣同相识。这个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并著成了我国第一部历史教科书的青年学者只比谭嗣同年长两岁，二人一见即引为知己。在这个草长莺飞的春季里，谭嗣同与这两位刚刚认识的朋友几乎天天都要“吵上几架”。
梁启超后来回忆说：“夏曾佑租得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衡宇望尺咫’，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从近代湖南首次通电到打破变法救亡的时务学堂。这首诗，是除了《狱中题壁》之外，几乎最被人所知的谭嗣同的作品。说到这首诗，就不得提及发生于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1895年的《马关条约》的签订，这两件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对谭嗣同以及当时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来说，影响和震撼都是非常巨大的。作为处在这个社会中的高层次的知识分子，谭嗣同和他的好友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救国。其实对于当时的时局来说，想要扭转整个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局面，就必须要从教育做起，只有培养一代“国之新民”，才能从根基上达到强国的目的。中山亭附近的青少年宫，在120年前的清代曾是长沙城中的政治中心。湖南巡抚署，也就是湖南省长办公所在地，就位于青少年宫的位置上。在掀起救亡变法浪潮的湖南，这里曾是维新派群体坚实的阵营。1897年，长沙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购买了一套发电设备，在巡抚署附近建成一座小型发电厂。当附近的学堂、报馆和沿街商店电线架设完毕后，发电厂试行发电。一个夜晚，在机器鸣转中，黑暗中的长沙城瞬间被电灯点亮，从街巷民宅到官邸署衙，刹那间一片灯火辉煌。这是近代湖南首次使用电灯照明。时年32岁的谭嗣同正在巡抚署中，他见证了这一切。翌日，他发表了一篇名为《论电灯之益》的时论，热烈地赞扬宝善成公司开设电厂为长沙带来的光明。面对通电当晚长沙城瞬间被电灯点亮的情景，他描述道：“由是长沙一城，自学堂报馆以逮通衢之大商肆，咸入夕炳炳然也。”长沙城通电之后，起初由于疑虑，市民并不敢使用，特别是发生过一次漏电失火事故之后，人们从心理上并不乐意接受电灯这个新鲜事物。但是中世纪的蒙昧心态，终究抵挡不住近代工业文明带来的方便而舒适的诱惑，兼之谭嗣同和湖南巡抚陈宝箴大力的积极提倡，人们的顾虑即如冰释，电灯数量迅速增加至四百余盏。后来，宝善成公司甚至在长沙南门外又增开了一个发电厂，电量仍然供不应求，而长沙街区的照明电灯已有八百多盏。光明，正通过在这个城市逐渐蔓延开来。
通电之后的长沙，人们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一个冬天的晚上，夜幕笼罩下长沙城小东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山路）的一间学堂里，有一群师生围坐一起，观看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幻灯片放映。在投影屏上，学生们看到了英国伦敦的皇宫、街道、桥梁、饭店、马车、轮船、兵器库，看到了西方动物园中才有的狮子、大象、海马、驼鸟，甚至还看到了英国“日不落帝国”时期的维多里亚女王画像。这是近代湖南的首次幻灯片放映，这座学堂名叫时务学堂。这些幻灯机和幻灯片，都由谭嗣同亲自购得，这座学堂，也与谭嗣同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
时务学堂，是湖南最早期的新式学堂，成立于1897 年底，被誉为是湖南维新运动时期的最高学府，后来又和岳麓书院合为湖南高等学堂，并于1937年正式定名为国立湖南大学。说起这座学堂，说是“大腕云集”也是绝不为过的。这座学堂的校长是后来成为民国第一任总理的熊希龄，那时候他还是一个28岁的小青年。老师的阵容更是非常强大，除了谭嗣同担任中文教习之外，中文总教习就是他的挚友梁启超，那一年他才只有24岁，另一位中文教习是谭嗣同另一位认识了15年的同乡好友唐才常。
这座学堂培养出的学生更是出类拔萃，不少人都曾做过“力挽时代之狂澜”的大事。比如后来维护共和、发动护国战争的蔡锷、担任自立军起义指挥官的林圭、语言文字大家杨树达、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都是他们培养出来的“高材生”。时务学堂的学生选拔可以说是十分严苛，一共招生三期，光是第一期招生，就吸引了4000多名考生报考。当时，招考审查极为严格，一共只录取了40名学生。之后，学堂又根据学生功课分数及表现甄定，最后只留下了27人。这种严格的选拔之下，就连后来民国时期的司法兼教育总长章士钊都曾被时务学堂拒之门外。
空华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
任公之研佛尘赠，两君石交我作证。
——一方见证了从维新到革命、从梁启超到唐才常生死情谊的菊花砚。这是谭嗣同创作于时务学堂任教时期，并题在一块菊花砚上的一篇铭文，并非是诗的一种。其中，任公是梁启超的号，佛尘是唐才常的字。此铭是佛家之语，大概意思是菊花砚上菊花非真花，因曰空华。下句莂偈为佛教文体，分指散文与韵语，也就是说梁启超用此砚台研墨，写出如佛家妙文，以开通民智，普渡众生。
谭嗣同与梁启超自打相识以来，早已结成了生死以之的伙伴。而1897年这一次时务学堂的“同事关系”，让他们有机会共同执鞭讲台，时务学堂附近的潮宗街、太平街、连升街、贾太傅祠，甚至河西的岳麓书院、岳麓山，也都曾留下过他们并肩而行的足迹。
在那时，谭嗣同另一位“发小”唐才常也正好在长沙，正担任《湘学报》主笔。于是他就想着介绍梁、唐二人相识。1897年12月的一个傍晚，谭嗣同邀请唐才常来到时务学堂做客，在这里，唐才常第一次见到梁启超。对于这个虽只有24岁但早已声名远扬的青年学者，唐才常心生敬慕，一见如故。他拿出一方早已提前准备好的菊花砚赠予梁启超，以示订交。看到这方石砚之后，谭嗣同非常欢喜，他立马口占了这篇砚铭。才有了这诗的第三四句的意思：任公的砚台乃是佛尘所赠，二位有志于维新的好青年我终于开启并见证了他们的友谊。
正在这个时候，即将卸任的湖南学政江标来到此处。江标一向擅长金石与雕刻，且素与谭梁为莫逆之交。他即将离湘之时前往时务学堂与旧友话别，正巧看到石砚与诗铭，认为如此好铭理应刻在砚上，于是他特别自豪的说：“岂可委石工，能此唯我耳！”当晚，江标身穿貂裘抱着一只猫来到了学堂，一边刻砚，一边与谭嗣同、唐才常和梁启超侃侃而谈，还时不时玩笑逗乐一番。刻完之时，已快要到第二日晨曙，谭梁唐三人于是送别江标于舟上。但几个人却并不知晓，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
多年以后，谭嗣同、唐才常、江标均已不在人世，梁启超十分思念这方见证着四人友谊的菊花砚。然而，戊戌政变后他东渡日本之时临行匆匆，竟将此砚遗失。他为此而遗憾地感叹道：“数年来，所出入魂梦者，惟一菊花砚。今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殁矣，而此砚复飞沉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时也。念之凄然。”这方菊花砚，是这几位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大人物”的情谊见证，它的遗失，成为了梁启超一生的遗憾。因为对此砚思之过度，梁启超好友黄遵宪曾为他寻觅多年，亦不曾觅得此砚。
后来，谭嗣同在戊戌政变中殉难，他有心介绍认识的两位好友唐才常和梁启超，却又一次为了他们共同的死友而执手合作。唐才常后来在海外集结力量，在香港、新加坡、日本各处联络保皇与革命实力之后，他还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建立了联系。并且，他吸纳了原来时务学堂的学生林圭、蔡锷、蔡钟浩、田邦璇、李炳寰等作为新生的力量。
1900年，短暂流亡海外的唐才常返回中国，但这次他回国不再创立学会，而是创立军队，发动武装起义。面对共同死难的故友，梁唐二人痛心疾首，起义筹备期间，梁启超多次写信给澳门总局给唐才常以财政援助，并以一己之力筹资九万元为唐用作起义经费。回国举事前夕，梁启超和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红叶馆为唐才常践行。这两位因谭嗣同而得以熟识的好友，惺惺相惜、肝胆相照，而此刻却成为了死别。
回国后，唐才常将目光锁定在武汉，这个他最熟悉，也是最适合发难的城市。但是由于对自己以前的老师、两湖书院筹办者张之洞的错信，自立军起义因机密被泄而失败，唐才常等人被清廷逮捕。不久后，也就是1900年8月22日，这个与谭嗣同“少同游、长同志、订为生死交”的年轻人最终被张之洞杀害于武昌紫阳湖畔的天符庙前。行刑之际，他想到留下了一句：“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溅荒丘。”与谭嗣同相同的是，这一年，他也是33岁。
他发动的这次军事行动被称为“自立军起义”，抑或叫做“庚子勤王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庚子勤王是戊戌维新的延续。章士钊在1903年曾说道：“北方之谭嗣同，南方之唐才常，领袖戊戌、庚子两大役，此人所共知。”谭嗣同、唐才常的学生蔡锷也曾为他的两位老师作诗“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
及至庚子勤王事败唐才常殉难的多年后，梁启超还时时挂念其家人，并在致美洲各埠帝国宪政会的公开信中言及，唐才常及其兄弟皆死于起义之中，家中尚有九十余岁祖母及七十余岁的父母，一家二十余口人，日子过得极为艰难，希望以公款资助之。甚至表明若有困难，他自己愿意出钱赡养唐才常的家人。
然而留给梁启超那块纪念他们几个人情谊的菊花砚，他却一直找不到了，他的好友黄遵宪又一次不知道从哪里淘宝到一个形貌类似的菊花砚，并兴冲冲写信跟他说：“吾有一物能令公长叹、令公伤心、令公下泪，然又能令公移情、令公怡魂、令公释憾。此物非竹、非木、非书、非画，然而亦竹、亦木、亦书、亦画。于人鬼间抚之可以还魂，于仙佛间宝之可以出尘，再历数十年，可以得千万人之赞赏，可以博千金之价值。仆于近日，既用巨灵擘山之力，具孟子超海之能，歌楚辞送神之曲，缄縢什袭，设帐祖饯，复张扬帆，碾疾轮，遣巨舶，载之以行矣！”
是何宝物，有如此神灵？黄遵宪的信勾得梁启超坐立难安，并等得心焦难耐。黄就此宣称愿作蔺相如，将梁梦寐以求的菊花砚“完璧归赵”，并假模假式提前寄去自己为此砚补的铭文拓片：“杀汝亡璧，况此片石。衔石补天，后死之责。还君明珠，为汝泪滴。石到磨穿，花终得实。”他这一联句的尾句正好咬合谭嗣同原铭中“空华”语。这更撩得梁启超心急如焚，心下更急于见到菊花砚，说自己“狂喜几忘寝餐”。为记此际遇，梁启超决计以黄遵宪新铭拓本向友人征诗纳赋，并询及黄遵宪。黄大赞，谓“此砚之赠者、受者、铭者，会合之奇，遭遇之艰苦，乃古所未有。吾谓将来有千金万金之价值者，此也。”事已至此，黄遵宪已撒了下弥天大谎，料难自圆。因而，捱梁启超邀他也作歌以记时，黄遵宪顿时期艾，只说“比能立限，须俟兴到时为之耳。”结局可想而知梁启超最终水中捞月，空空欢喜一场。后来黄遵宪去世后，梁启超屡屡念及他，感慨系之，提到黄后来补寄的砚，写道：“及砚至，则一端砚，先生所补赠者也。当时颇失望。今则此砚亦一瑰宝矣。自是人间有两菊花砚。”恰中谭嗣同偈语：“空华了无真实相”。然而，此同道真情，却是日月可鉴的。
后来，梁启超见到了先前时务学堂的学生石陶钧，石向他出示自己所藏的江标遗墨，梁启超追忆以往，想到戊戌年间与谭嗣同的生死分别，感慨万千，于是他在一篇《石醉六藏江建霞遗墨》中的短文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今遂二十六年，同人零落略尽，余砚固早已殉戊戌之难，而此情此景，犹萦旋吾脑际如昨日也。吾侪以积年忧患之身，尚能留此书生面目，不为地下师友羞矣。”戊戌之难时，梁启超虽未能死国明志，作为谭唐的朋友，他自始自终念及着二位亡友，并以一己之力，尽其所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
我辈虫吟真碌碌，高歌商颂彼何人。
十年醉梦天难醒，一寸芳心镜不尘。
挥洒琴尊辞旧岁，安排险阻著孤身。
乾坤剑气双龙啸，唤起幽潜共好春。
——从十年科举的失败到投身新学、创办南学会。时间倒回到4年前。这是一首作于癸未年除夕，也就是1894年2月5日的诗作，名为《除夕感怀》，这是一组组诗其中的一首。这个时候谭嗣同的父亲正在武汉担任湖北巡抚。巡抚在清代算是一定程度上的“封疆大吏”，谭嗣同这位“省长公子”也就在署中“随宦”。这一年的除夕他与一位朋友一起度过。也许是坐在一起闲聊，也许是感怀过去的时光，谭嗣同拿出他最擅长的古琴，与好友歌咏相和，追忆往昔。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谭嗣同其实本来是一个曾经耽于科举考试的人。从1885年到1894年的九年时间里，他一共参加过五次科举，却无一中榜。可能大家都没办法想象，这对一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打击有多大。自从小时候启蒙之时，谭嗣同就在科举考试上下过颇大的功夫。虽然，他极富读书天分，甚至曾经有一位家塾先生回忆道，他常常一目十行，翻书极快，师傅不相信他记得住，于是再去考他，却发现他博览强记，已将书中内容全部消化完全。但他遗世独立的性格却让他从打心眼里厌恶科举。望子成龙的谭继洵颇不理会谭嗣同内心的真实想法，一心希望他走科举“正途”，逼迫他苦读四书五经，当时只有十几岁的谭嗣同对此极为愤懑不平，曾经一度竟在课本上写下了“岂有此理”四个大字，以示反对。
一个对科考深恶痛绝的倔强少年，自然也难以放下身段把自己套入八股文的条条框框之中。于是，在不允许学子有过多自主思想的科举考试中，他屡试不第。每次的文章，便是怎么写，都不对主考官的胃口。科举考试的接连失败虽然让他灰心失望，却也引发了他对时代的另一重思考。这种思考，发源于他对科举制度弊端的切身感触，也是他产生维新思想的重要动源。想起来自己这十年的经历，谭嗣同在这首诗里嘲笑自己是“十年醉梦天难醒”。又逢除夕辞旧迎新，年岁也近三十，他遂深深萌发对旧学、科举怀疑之心，于诗中发出“我辈虫吟真碌碌”的感叹。其实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够读出这首诗里的一种纠结，和一个面对以往“失败的人生”的年轻人想要做的破茧成蝶的那种努力。
全诗前六句里，每两句间均能组成一个自我的镜像。“我辈虫吟真碌碌，高歌商颂彼何人。”我辈虫吟，是一种并无追求的、沉迷科举的人生。而《商颂》，则是诗经颂先王的祀歌，是一种高亢嘹亮的生命之歌。那么，前者是他的过去，后者就是他的未来。上句是清醒自抑，下句是骄傲飞扬。“十年醉梦天难醒”是危局板荡、朝野周旋，“一寸芳心镜不尘”则是孤芳自守，表里澄莹。“挥洒琴尊辞旧岁，安排险阻著孤身”，前句是往昔，后句是将来。三组对比，每一组都蕴含着他的过去与未来，但又怕读者看不出他的排布用意，最后干脆很明白地用“乾坤剑气双龙啸“点出“唤起幽潜共好春”，双剑在这里终于合璧。让人感受到一个意气风发、对未来对自我充满了反思的谭嗣同。
谭嗣同的诗作经常有一种对于他生命的隐喻。然而，他不全是诗，诗也不全是他，但他与诗终究已是不可分的，诗的气质和导向里，正落成着他的人生结局。或许这种结局，也正是他的某种追求。其实也就是在这一年的第二年，也就是他第五次参加科举失利之后，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号，名叫“壮飞”，这个号宣告了他与旧学的彻底决裂。在这之后，他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接受西方的民主思想，跟一群朋友一起致力于早期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其实大家都知道五四运动才是这两位先生，也就是民主与科学真正成为主题的时代，但是谭嗣同为之做出的努力也是极大的。
如果说时务学堂知名度比较高的话，那么相对之下谭嗣同创办的另一个学会组织可能相对不太为人所知，这个学会名叫“南学会”。1898年2月，湖南巡抚署的孝廉堂内传来了高谈阔论的授课之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公开演讲而准许平民进入省级官邸的事件，这个以开启民智、救亡御侮为目标的学会，就是南学会。南学会在当时规模宏大，可以说是“人气十足”。第一次集会，就引来三百多人出席，包括巡抚、学政、士绅，还有湖南学者、学生。第一次的讲演，谭嗣同就亲自登台向学生讲述天文。他身着长衫，还拿着一架地球仪，用此来给学生阐述地月关系以及日食月食的形成原理。可能比较鲜为人知的是谭嗣同在天文学上的造诣是相当之高的。在当时，也是谭嗣同参与主办的一份报纸《湘报》里，曾经刊登着一页“小广告”。这则广告是否是谭嗣同所草拟的就不得而知了，但是这个撰写者打算待着学生们一起用天文望远镜观测土星环、木星大红斑。在100多年前，就在启发学生对于宇宙的认知。
当然也不光是谭嗣同一个人讲演。除他之外，黄遵宪、皮锡瑞也都是重要的主讲人。下面有一个有意思的逸事：在某次的讲演中，出现过一次比较“尴尬”的局面。由于主讲地理的邹代钧所讲《论舆地经纬度之理》太过艰涩难懂，听讲的人们难以理解，大家于是纷纷离场。看到这个场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十五年后当选为民国国务总理的熊希龄此时还是个负责摇铃的士绅，面对一片混乱的现场氛围，他竟然堵在门上，不让大家离场。
谭嗣同非常聪明，为避免再次出现这样的状况，于是他主动调整了自己讲演方式。他从海上远方来船，先见到烟筒桅杆而力使台下的学者、官员、学生相信地圆学说。他引用了多部中国古籍的内容，以证明古代中国人就已认定了地圆说。因而，现代中国人应该把这部分的“西洋”观念视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一部分来接受。从中国古籍里找出西方科学起源，把这当作倡导改革的起点，谭嗣同颇费心思的运用了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学说。为了堵住心存怀疑的学者之口，他不仅展现了渊博的国学素养，还阐明了一个根本论点，而这个论点，将在他后面的几场演说中不断回荡：不管是哪个地区，不管是何种文明，都不能以世界的中心自居，中国尤其不能。
南学会的讲演中，亦设有主讲人与听众互动的问答环节。毛泽东的岳父兼老师杨昌济正是在这里多次聆听了谭嗣同的演讲，迄今还留有一份他提问谭嗣同的问答记录。杨昌济被称为是“湖南大学蓝图设计第一人”，他在聆听过谭嗣同的讲演后，深深被他所影响。他曾在日记和《论语类钞》中写下过自己研究《仁学》的心得体会。后来，他的教育又深深影响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优秀的青年学子。
当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研读《仁学》成为学生中的一种风气。他的笔记中，经常出现“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这样的句子。受谭嗣同“心力论”思想的影响，毛泽东还写下过一篇名为《心之力》的文章，这篇文章破天荒地被杨昌济打下了满分。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毛泽东和蔡和森成立了新民学会。会员们把《仁学》视为行动纲领，人人都愿仿效谭嗣同“冲决网罗”的精神。1918年夏天，湖南新民学会毛泽东、罗章龙等十余人首批赴京，联系赴法勤工俭学事宜。罗章龙抵京后，就先住在了谭嗣同以前居住过的浏阳会馆当中，他说这里“流风余韵，发人深省”。当他看到谭嗣同当年所居的“莽苍苍斋”中笔墨纸砚依然如旧，并且，“谭有遗照尚悬室中，其中之一为着夜行衣装束，手舞大刀，栩栩如生”。先贤的遗像，让这个五四时期的湖南进步青年热血沸腾，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他毅然投身到了革命的浪潮当中。
那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那样一种中国人的精神，那样一批热血报国、不断追逐的真理、追逐民族国家未来的年轻人，谭嗣同就是他们的灵魂人物。谭嗣同就是历史巨浪最顶尖的一颗水珠，光华四射，映照出万里朝霞，从朝霞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看到人类的未来。
南学会之讲演涉及时政、经史、天文、地理、工商、公法、宗教、外交、兵制、数学等各种方面，极大开拓了学生与民众的眼界，并启蒙了他们参政议政的政治能力。
湖南大学校园内有一个老图书馆故址，这个老馆中曾有一部分藏书，就来源于后来被清政府取缔的南学会。而南学会中的藏书，有不少均是源于谭嗣同的捐赠。1898年3月，为了方便学子和民众阅读，谭嗣同带头将自己几乎全部的书籍无偿捐赠给了南学会。为此事，还曾引发过他和父亲谭继洵之间的矛盾。在谭嗣同的带动下，南学会藏书处的图书总量达到了一万多册，为后来的湖南省图书馆的建立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过了40年，也就是1938年，日军飞机轰炸长沙，湖南大学老图书馆连同其中的藏书全部灰飞烟灭，只有几根花岗岩大柱子，还留在原地。
婆娑世界普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
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
——从琴瑟和鸣的妻子李闰到进京变法的永诀。这是一首谭嗣同留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写给妻子李闰的诗。1883年，也就是谭嗣同十九岁的这一年，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前往武昌迎娶湖北汉黄德道李寿蓉的长女李闰为妻。李寿蓉曾是谭继洵的老同僚，亦是晚清颇负盛名的诗词楹联大家。婚后初期，已经颇富自由和平等意识的谭嗣同对这段包办婚姻却并不满意。面对着这位出身大家闺秀且循规蹈矩的女子，他曾一度产生过逆反的情绪。他曾在途经陕西蓝田境内的古蓝桥时，想到了传说中裴航与云英自由恋爱的故事，并写诗自嘲自己这并不自由的婚姻：“自笑琼浆无分饮，蓝桥薄酒醉如泥。”过了六年左右的时间，他这种逆反的情绪才逐渐消减。与妻子结婚后，他们二人在兰州久住过一段时光。当时，谭继洵任职甘肃布政使，署邸之后有曾有一座名为憩园的著名园林，园林的设计者是明代戏曲大家李渔，园中峰峦环秀，亭台叠错。谭嗣同与李闰就曾经长久地居住在这里。随着感情的日渐和睦，夫妻也愈发恩爱，他们在此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谭嗣同二十四岁的这一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取名传择，表字兰生，意为在兰州所生。但这个孩子不到一岁就不幸夭亡，从此之后李闰再没有生育过。按照晚清风气，无后为大，谭嗣同身为世家公子，完全有理由娶一房妾室以绵延子嗣。然而由于亲身经历过父亲多妾而带给母亲的悲剧，所以，他对旁人的纳妾建议始终不屑一顾。
母亲的不幸，始终是他难以舒解的郁结，几乎伴随了一生的时光。在他早年的诗作中，他描写落日荒原、秋林衰草、寒蝉凄切，甚至鬼神泣涕。他曾自嘲自己是一个“忧伤之中人”，灰黯、萧瑟、空寂、凄凉，让他的诗作拥有了一种凄婉悱恻之美，同时也逐渐萌发出苍然悲怆之烈。既然母亲的悲剧已无法弥补，谭嗣同便不希望母亲的悲剧再次出现在妻子身上。这位出身世家的贵公子，有着“官二代”的家世背景和锦衣玉食的生活，有着出类拔萃的才华和气宇轩昂的相貌，以这样的条件，却在纳妾成风的晚清社会始终坚守着一夫一妻制，与相貌平凡的妻子厮守终生。
结婚十五年，谭嗣同对夫人李闰关爱有加，体贴入微。虽长年在外奔波，二人聚少离多，然而李闰却不曾有过丝毫的埋怨。十五的夫妻生活，让她对谭嗣同的理想、品格和操守，有了越来越深切的了解。她清楚地知道，谭嗣同在男女情操方面洁如冰雪，了无纤尘，在个人利禄方面亦是别无所求，视富贵如浮云。他东奔西走，为的只是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四亿百姓的安危。她不愿用儿女情长和家庭琐事去羁绊他。他们之间情深义重，不仅是夫妻，更是朋友和知己。十五年里，他们过着包办婚姻中难得的恩爱生活。
1898年6月，正当湖南的维新运动危机四伏、停滞不前之时，北京的维新运动却如火如荼、渐入佳境。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的开始。变法之初，急需人才。正在这时，侍读学士徐致靖上书保荐了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几位维新派中的重要领袖人物。接到上谕时，谭嗣同的内心充满了欣喜与忧虑相间的复杂情绪。欣喜之处在于朝廷知人善任，自己也将拥有施展抱负的机会；忧虑之处在于，已经经历过艰难险阻的湖南维新运动，对于新政的布施的困难，他再清楚不过。
此次北上，自己前途未卜，新政亦成败难测。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夫人益当自勉，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惟必须节俭，免得人说嫌话。即颂坤安。复生手草。”坤安，这是一句写给女人的问候语。字里行间中不难看出，即使前途凶险，他也不愿畏首不前。面对亲友的劝告，谭嗣同表示“此生犹赘，当力疾一行”。
离开浏阳的当日，正好是谭嗣同与李闰成婚十五周年的日子。颇为细心的谭嗣同并未忘记这个属于他们夫妻二人的纪念日，欢喜之余，他作了一首小诗送给妻子：“婆娑世界普贤劫，净土生生此缔缘。十五年来同学道，养亲抚侄赖君贤。”并且，他还在诗前写下了“生生世世，同住莲花”的句子。相传，离别前夜，夫妻二人曾相顾对弹“崩霆”与“残雷”二琴。这将是这对聚少离多的年少夫妻相伴的最后一天。这次的分手，竟成为了永诀。
与妻子告别之后，他即刻启程北上，却在路过武汉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虽然正值青年，谭嗣同却因12岁时的那场白喉病而落下了病根，加之在湖南参与新政，日夜劳顿，宵衣旰食，他这次病来如山倒。欧阳中鹄曾说，他曾连续数日剧烈干咳而无法入眠。然而，这场大病却未能阻止谭嗣同入京的脚步。休整数日不待病愈，他就赶忙出发，扶病北上。
9月5日，谭嗣同就得到了光绪皇帝在乾清宫内的召见。对于任用谭嗣同，光绪皇帝实则有着一些自己的考虑。谭嗣同学贯中西，力主维新，对中外政治制度与改革方案均深有研究；并且，在湖南举办新政期间，又已经证明了他具备实际的工作能力和办事才干；同时，谭嗣同还是康有为与梁启超的挚友，有利于在其间传达一些较为隐蔽的信息；另外，他又是督抚大臣的公子，他的父亲谭继洵老成持重，在朝中人缘尚好，擢用这样的人的亲属，或许不会遭到太多的反对。基于这样的考虑，羽翼未丰的年轻皇帝，迫切地渴望这个初露锋芒的维新党人能够成为他未来的心腹和股肱。
从谭嗣同跨进殿门，和他的目光乍然相接的一刹那起，他感到这个与他年岁相近的人，有一种与其他王公大臣们截然不同的气宇和风度，轩昂潇洒，不卑不亢，却又有一种高远清冷之感。在陈述了一些对于时政的看法之后，谭嗣同还向光绪皇帝推荐了他的好友唐才常，并说他“沈毅有识，于中外学问经济，靡不贯彻”，并且，皇帝点头表示了同意和赞许。召见当日，光绪皇帝即发布上谕：“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当时军机大臣被称作是“大军机”，其僚属称为军机章京，也就是“小军机”。
刚刚上任的四位“小军机”，他们的职责是“参预新政”。司官士民的上书或条陈，将直接下发给他们，先由他们添加签语，再将上书中的有价值的内容上交“议复”。他们处理的文件在帝国的政治中虽不是最为重要的，然而一旦皇帝同意他们的“拟签”时，他们实际上行使的就是皇帝的权力，这样的工作性质与明代的内阁十分相似。四位军机章京被分为两班，轮流在此当值。其中，杨锐与林旭为一班，谭嗣同与刘光第为二班。
作为皇帝的近臣，四位章京位不高而权重，其手中的权力实际上要大于他们的上司军机大臣。于是，一众守旧大臣群然侧目而视，形势如同水火，被嫉妒者诟病刁难的情况屡屡发生。入值第一天，是四章京的学习日。当他们来报到的时候，看到此处的办公桌案满汉分列，于是来到汉案前就坐，却被汉族同僚以“我辈系办旧政者，请他往”的借口而赶走；来到满案，又遭到了满族同僚以异族而不准落座的勒令。于是，他们只得将桌案设在了满汉两案中间。在这样充满敌意的艰难环境中开展工作，谭嗣同深感京中保守势力远比自己想象的强大，新政举措可能比湖南还要举步维艰。
自变法之始，光绪皇帝几乎每天都有新政的颁布，然而地方督抚官僚却借词推脱、敷衍塞责、犹豫观望，变法法令大多成为了一纸空文。作为新政的最高领导人，光绪皇帝手中的权力十分有限，几乎所有的大政方针都需请示慈禧太后。帝国的最高权力掌控者，自始至终都是这位幕后的老太后。为了操纵实权，她先是罢黜了帝党中的关键人物翁同龢，并任命自己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借机剪除光绪帝的党羽，打压维新派的新生力量。
因为触怒了旧党的利益，戊戌变法最终面临失败。康有为出逃海外，其弟康广仁被捕。然而面对这样风声鹤唳的局面，谭嗣同却不愿出走。并且，他却劝诫梁启超离开，勿做无谓的牺牲。以前一同办学会、开报馆、教学生的挚友此时要与他分离，梁启超极其不情愿。谭嗣同劝诫梁启超道：他们的“群”，是一个“大我”，而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小我”。在即将发生惊天巨变的危难面前，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破除自我”。而这种“破除”，就是将“小我”投入到“大我”中去，而至于投入的方式是生还是死，都是不重要的。“小我”的死去只是“大我”一个部分的死去，但因为这个“群”还活着，死去的“小我”也就凭借“大我”依然活着。因此，死因为生而有了意义，而生因为死，也有了意义。
之后，谭嗣同平静从容而又悲壮凛冽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春秋时期，为救赵氏孤儿，杵臼死而程婴生，死者长眠地下，生者经重重曲折将赵武抚养成人；日本幕府末期，为尊王攘夷，月照死而西乡生，死者葬身海底，生者最终推翻德川幕府，建立明治新政府。谭嗣同自比杵臼、月照，意指自己愿为变法杀身成仁，而以程婴、西乡勉励梁启超，就是要他完成未竟事业，成就“大我”。
最后，梁启超含着热泪答应下来。这一晚，这对挚友在浏阳会馆中的怀旧雨轩作彻夜长谈。知道事情已再无挽回的余地，他们谈论的不再是政治局势，而是过往的回忆与超脱的佛理。分手之时，谭嗣同将自己撰写的《仁学》手稿以及家书信件交给梁启超，并微笑着与他道别：“诸事就绪，无所萦怀，长为别矣！”随即，二人以拥抱诀别，泪水盈眶，三去三回首。这一去，将是不复相见的生离死别。
梁启超走后的第二天，谭嗣同独自来到了林旭的住所。当他表明自己甘愿赴死的态度之后，这个只有二十三岁的年轻人立马跟着表态，自己也不会走。之后，他又来到了上斜街徐宅。徐致靖留他一同吃饭，席间，当问及他的打算时，谭嗣同拿起筷子在头上敲了一下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我谭某开始吧。
“这件事的记录者是徐致靖的外孙许姬传，这个后来成为了梅兰芳秘书的孩子，曾多次听闻他的外祖父徐致靖提起谭嗣同：“谭先生在临危时，谈笑自如，慷慨激昂，真豪杰之士。”许姬传的舅舅徐仁录也曾评价谭嗣同是个“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诺、明大义的豪杰。”不知是否出于被谭嗣同的感染，这位戊戌六君子中的“第七位君子”徐致靖，在面对前来抓捕的官兵时，从容自若，并无半分惧色。
事情安顿完毕，谭嗣同打开浏阳会馆大门，坐在家中静待捕者。第二天早上，已经得知“围园劫后”预谋的慈禧太后下达了抓捕张荫桓、徐致靖、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人的谕令。然而这次谕令的下达，比上次抓捕康有为的谕令，晚了整整三天。
历史，曾给过谭嗣同三天的逃亡时间。
黎明，一队骑兵大声呼号着抓捕罪犯的号令，在街道上疾驰，宣武门外顿时一片风声鹤唳。步军统领崇大金吾就率兵闯进了大门中开的浏阳会馆。然而，面对气势汹汹的官兵，谭嗣同镇定自若，并没觉得有任何意外，他延请官兵来到浏阳会馆的客厅怀旧雨轩，并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会来。官兵向他出示了抓捕令，谭嗣同神色不变，从容起身，整肃衣冠，并对缉捕者拱手抱拳为礼，随之被缚而去。
9月28日，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杨锐被清政府杀害于北京菜市口。这个离自己的家，也就是浏阳会馆只有一百余米的刑场，谭嗣同几乎天天都会路过，见惯了杀人的恐怖场面与愚昧看客的极尽凌辱，他在最后一课却并未产生丝毫的畏惧。当初众人劝他莫要赴京，他坚持要走；后来众人劝他远走海外，他却偏偏要留。这生死与去留之间，他早已做好用自己的鲜血带领更多人走出这片黑暗的决定。他放不下的，不仅是他的亲人、朋友、学生，更是灾难深重、风雨飘摇的祖国，以及备受折辱、饿殍遍野的贫苦百姓。临刑前，他对监斩官刚毅喊道：“吾有一言！”刚毅躲避不听，却令他北跪谢恩，谭嗣同拒不屈从，怒目而视，大声斥责：有何恩可以谢！
只进行了103天的戊戌变法，在屠刀落下的这一瞬间，正式被宣布以失败告终。一生执着追求“仁爱”的谭嗣同，终是再也没能走出这不仁的十九世纪。然而他却并不在意，他求仁得仁，已是此生无憾。
谭嗣同的妻子李闰对于丈夫在京殉难的消息并不知情，直到灵柩运抵浏阳，她才仓皇出迎。这对她而言，不啻晴天霹雳，一恸几绝。她在剩余的人生当中，整理了谭嗣同生前的遗著，抚养了谭家几乎所有的孩子。谭嗣同生前悲悯妇女所遭受的悲惨命运，一直致力于妇女的解放，李闰也多积极参与其中。谭嗣同辞世之后，李闰办女学堂、育婴局，还担任了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一生以继承谭嗣同遗志为己任。这座浏阳城才常路上的“谭烈士专祠”，就是她以一己之力筹建的。李闰于1925年去世，终年六十岁。
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
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谭嗣同之于后世之影响，梁启超、蔡锷、邹容、冯友兰等。谭嗣同遇难后，梁启超流亡日本。他在去国的轮船上思绪万千，泪如泉涌，提笔写下一首《去国行》：“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生死之交虽仅有两年，然而谭梁二人在学术与理想上却极为志同道合，梁启超曾将谭嗣同誉为“晚清思想界之彗星”。即便在谭嗣同辞世多年，但凡有人与梁启超回忆起戊戌年间的事时，他都会一下子哭出来。1914年，梁启超出任中华民国司法总长，他题了一块名为“民国先觉”的匾额，差人送到了浏阳谭嗣同的家中。如今，这块匾还保存完好，悬挂在谭烈士专祠中。梁启超的字迹也依稀可辨：“壮飞先生为戊戌政变第一完人，今则民国成立已及二年，追维往事，书以志成。司法总长世愚弟梁启超署。”在谭嗣同就义的十八年后，梁启超与他的学生蔡锷合力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维护共和的护国战争。因戊戌年间事，他抱愧故友，与蔡锷立下了“事如不成，不跑租界不跑国外，甘愿赴死”的约定。梁启超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这段历史，是由好几位国中第一流人物、且是我生平最亲爱的朋友，用他们的生命换出来的，他们并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但他们想要换得的是一个真的善的美的中华民国。如今生命是送了，民国却怎样，像我这个和他们同生不同死的人，真不知往后要从哪一条路把我这生命出去，才配做他们的朋友。
在清末具有新思想的青年当中，谭嗣同是被看作最富有“任侠之气”的人物。他敢于打破封建思想束缚的大无畏，成为了涌动在民国青年学子中的一股风潮。当时甚至有不少年轻学子自名“慕谭”，表达着对谭嗣同的仰慕。《仁学》得以热烈传扬，被当做是中国之《人权宣言》。
十九岁的革命宣传家、《革命军》之作者邹容是最为热烈的追随者，他将谭嗣同遗像悬挂于座侧，并题诗：“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面对溃烂时局，李大钊亦曾说：“湘贤谭复生而生于今日，更不知作若何沉痛之语”；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将谭嗣同视为早期“革命同志”，他盛赞《仁学》一书“改造中国甚力”；黄兴亦评价谭嗣同为“中国革命湖南最先”；浏阳革命党人焦达峰在起义出师时还供着他的牌位；陈天华在《猛回头》中称他为“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吴樾在遗书中大倡“暗杀主义”，即首揭《仁学》中“任侠为仁”思想而大加发挥。革命派许多人物均对先生表示出极大的尊敬和崇拜。
有革命者回忆：“我们在最初，就是看了《仁学》一类的书，才起来革命的！”不仅革命派的仁人志士对先生推崇备至，梁漱溟、顾颉刚、钱穆等国学大师亦将《仁学》视如瑰宝。哲学家冯友兰曾评价：“谭嗣同回答了当时时代提出的问题，指明了时代前进的方向，就这两点上说，他不愧为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大运动的最高理论家，也不愧为中国历史中一个代表时代精神的大哲学家。”钱穆认为谭嗣同是近代最早站出来正面与纲常名教交锋之勇士，是“五四运动”创榛辟莽的先驱者：“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他赞誉先生之呼声是黎明到来前的最强音，他的著作闪烁着非凡的启蒙力度和热度，毫不逊色于“五四”启蒙者的呐喊。
从谭嗣同的时代开始，否定三纲五常变成一股历史潮流，日涨月增，终于在五四时期形成了反礼教的高峰。因为这一股历史潮流，封建思想基础由动摇而土崩瓦解。谭嗣同站在这个历史潮流的最顶端，他对旧时代的抗议精神成为了瓦解传统社会秩序的前锋。谭嗣同对于时代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戊戌变法本身。他超越民族主义而以全人类作为关怀对象，让晚近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探索国家民族出路时，拥有了一种来自心灵共鸣般的回响。这个本生活在社会最上层的世家贵族公子，他没有沉湎于锦衣玉食的生活，而是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用自己的双手，亲自击垮了封建壁垒上的第一块砖头，纵使头破血流。他为这个国家走向共和的艰辛历程中，尽完了可以尽的最后一份力。
我们这个国家，需要仰望星空的人，不然，整个民族就会掉进坑里。而谭嗣同，就是那个仰望星空的人。鲁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