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英雄故事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清醒过来

朗读者：石红玲

　　到1959年底， “大跃进”造成的不良影响已经相当严重，中国国民经济却依然在“大跃进”的轨道上前行，在“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声中进入1960年。作为中央领导层分管经济工作成员，李富春比一般人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有着更全面的观察和更深切的体会。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二五”计划后三年（即1960-1962年）的补充计划。针对“大跃进”只强调“多、快”而忽视“好、省”的问题，李富春在会议中发言指出：“我们的老观点，多快好省就是搞多一点，搞快一点。但是实际经验表明，不一定搞得多，搞得快，就可以多快好省。一味求多、求快，许多工作跟不上，反而少慢差费。”

　　他强调，今后的多快好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抓农业，要以农业为基础，抓农业主产、基建、劳动力、生活的全面安排，真正实现工农业并举；对基本建设，要有重点，要分轻重缓急。要排纵队，不要排横队；计划应当“留有余地，留有机动，留有后备”。

　　他特别提出要改善管理——国民经济是个有机的整体，工业牵动农业，农业牵动工业，牵动交通运输，牵动商业外贸，都是互相联系的 必须进行全面考虑。这些问题虽然是从正面提出来的，但实际上具有相当鲜明的针对性，都是从总结“大跃进”教训中得出的认识。之后不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扩大会议期间写下了《十年总结》一文，对“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并再次强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李富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与此同时，中苏两党和两国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于是，中共中央于7月至8月又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同时也讨论国内经济问题，安排和落实国民经济计划。7月18日，李富春就国内经济问题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根据之前的思路，对调整国民经济问题的认识也更加明朗起来。

　　李富春指出，以农业为中心必然会带动工业的发展，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对农业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够，对农业盲目乐观。不抓农业、不支援农业，工业也上不去。所以以农业为基础，工农业并举，确实要贯彻到实际工作中间去。他还特别提出加强企业管理的问题，并郑重建议：“从下一年起，年度计划只搞一本账，只搞一个计划，不搞第二本账。所谓几本账，是指国家制定计划时，对有些产量定下几个指标，完成计划中低的指标后，再向高的指标努力。”

　　几本账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容易使人好高骛远，不顾客观条件片面地求大、求快。取消两本账的做法，遏止了高指标的滋长和蔓延。

　　在此次会议期间召开的各工业部长和各省市委工业书记会议上，针对有些人对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还举棋不定的情况，李富春一改平常温和的风格，语气异常严厉：“削基建、保生产，削劳动力、保农业，不要再犹豫动摇，不要再讨价还价。关于基本建设，你们各省、各市、各部门有什么意见就砍，砍错了再说，现在砍比不砍好。有的项目是省委书记亲自抓的，砍不砍？我说，一样砍。你抓得不对，更要砍。你的计划是中央批准的，是不是要削减？中央批准的也要削减。应该砍就砍，没有二话可讲，要有这个精神。”

　　李富春提出的这些建议，成为后来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雏形。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八届九中全会，讨论1961年的经济工作。会前，中共中央先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向前发展，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这对统一全党认识、调整国民经济无疑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摘自《崇严尚实话标杆》

看·英雄生平

　　李富春（1900～1975），湖南长沙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

感·英雄精神

　　越是在形势严峻情况下，越要保持清醒，冷静地判断。不能因为职权制度而盲目跟从。不论做人还是做事，都必须如此。这方面，李富春为我们作了很好的示范。

朗读者

　　石红玲，朗诵爱好者，四季花城社区居民，文艺志愿者。

　　读后感

　　李富春同志作为主抓经济工作的国家领导人在"文革"期间面对扑天盖地的虚报瞒报，假大空话，敢于直面敢于担当，这种精神值得敬佩！

　　声音导师：赵平 路琳 如风 卢虹 李金阳 杨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