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专栏 >> 艺术长沙 >> 文艺精品
艺术长沙(135)| 抗击疫情主题文艺创作辑录(95)

一名武汉民警的春天(报告文学)

文/纪红建

  丁零——丁零——

  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响起。

  沈胜文迅即抓起枕头边的手机,并下意识地看了下时间:四时二十一分。

  “老沈吧,打扰了,请务必在今天早上五点赶到所里点名。”电话那头说。

  沈胜文马上说:“好好好,我现在就出发。”

  他边掀开被子下床,边对妻子说:“所里紧急通知,五点点名。”

  “什么事这么急?”妻子坐了起来,惊诧地问道。

  “肯定与那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关。”沈胜文说。

  妻子披上衣服,赶紧下了床。虽然丈夫当兵出身,身体素质一直不错,但自从步入中年后,各种毛病接踵而来,高血压、冠心病和肺气肿他都有。她还担心他丢三落四。上次世界军运会,所里也是紧急开会,他一激动,不仅常备药物没带,连手机都忘了。

  来不及洗漱,穿上衣服,戴上口罩,提着那个装有日常生活用品和药物的小包,他就冲向楼下。

  他意识到可能要投入一场“战争”。

  当兵出身的他知道,要打赢一场战争,首先必须做到知己知彼。

  可现在呢,对于敌人,一切都是模糊的,甚至是陌生的。

  医生目前还不完全知道那个新型冠状病毒到底是个啥,他怎么搞得清呢?但他听朋友说了,那家伙看不见、摸不着,狡猾得很,要小心点儿。

  源头还不清楚,很可能是竹鼠、獾这类野生动物带过来的,所以朋友们都在说,千万别吃野生动物。最开始被感染的人,多与华南海鲜市场有接触,那里有病毒,万万不能去。

  最开始有朋友说,赶紧多买点儿口罩,最好买N95的。后来又有人说,买普通口罩也行,也可以起到阻止飞沬传播的作用。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三天前,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谈道,这个病毒“肯定有人传人的现象”,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出现相关症状要就诊,要戴口罩。

  这天是一月二十日,除夕的前四天,立春的前十五天。

  沈胜文是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分局百步亭派出所的一名普通民警。

  和所有武汉人一样,他的故事,也是从春节前夕拉开序幕的。


  五天前,武汉过小年。

  那天下班后,沈胜文去了母亲那边。

  “妈,这些年一直忙忙碌碌,没好好陪过您老人家。今年过年把您接过来,我们好好陪陪您。”他紧紧地握着母亲的手说,“我们打算农历二十九把您接到我家过年,年三十那天,我们还想请您亲家过来一起吃个团年饭。”

  “只要你们一家和和美美、平平安安就行,去不去你那边都没关系。”母亲说,“但亲家公和亲家母倒是有大半年没见了,我想见见他们。”

  母亲今年八十二岁,但身体硬朗,思维清晰。

  母亲曾是个苦命的女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她和丈夫从湖北孝感,前往遥远的新疆支边。小两口曾经决心扎根边疆、服务边疆、保卫边疆。然而到那里后,可能是因为水土不服,她在那边连生两个孩子,都夭折了。每次回想到可怜的孩子在自己怀里死去,她都心如刀割。她是一个女人,她是一个母亲啊,能不伤心绝望吗?看着妻子伤心欲绝,丈夫只有带她离开那片种下他们理想种子的地方,回到湖北老家。

  回到湖北老家,她一连生了三个儿子,个个活泼可爱、健康强壮。沈胜文是老满。可在一九七七年,也就是沈胜文九岁那年,他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含辛茹苦地拉扯着三个儿子。虽然她意志顽强,但她毕竟是个弱女子,所以只要儿子长成毛头小伙,她就想着法子把儿子送进部队。三个儿子送了俩,老大和老满。

  母亲顽强的性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沈胜文。

  他去当兵时还小,才十六七岁。踏上南去的列车时,他发现其他战友包里都装着点心、饼干等好吃的,只有他包里没有。母亲在他包里放了什么呢?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影集,还有几本高中的书本。他不是很能理解母亲的做法。送他时,母亲脸上热泪直流,但在当时,他对母亲的泪水是冷淡的。后来,从共青团员到共产党员,从战士到班长,从志愿兵到正式干部,从一九九八年抗洪到二〇〇三年抗击非典,母亲的泪水在他的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现在,每当想起那一幕,他总会忍不住悄然落泪。

  从母亲家里出来,沈胜文没有急于回家,而是径直去了岳父岳母家。

  岳父今年七十八岁,比岳母大两岁。对于二老,他始终心怀感恩。感恩他们平常对自己这个小家庭的呵护,感恩他们培育了一个温柔贤惠、知书达理、善解人意的好女儿,也就是他的妻子。

  妻子个头不高,可说有些小巧,但在丈夫心中,她却是那么高大。一九九三年,他们相知不久,沈胜文就跟她说,我在海南当兵,现在还不能随军,两地分居,你能不能接受?她说,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你又不是在外面流浪,你是保家卫国,这是你的光荣,也是我的光荣。他又说,但现实生活很具体,你必须一个人面对生活,面对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她说,中国军嫂这么多,她们都能两地分居,都能自己照顾自己,凭什么我就不能?就这样,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随后有了可爱的女儿。刚随军那会儿,部队条件有限,他们居住在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但妻子没有觉得这里小,反而觉得这里是个大世界,有青春、有热血,还有女儿无尽的欢笑。看着妻女快乐,沈胜文干起工作来特别有劲,年年先进,一连立了五个三等功。

  二〇〇四年,他已经当兵十八年了。也就在那年,部队改革,需要有人脱下军装,很多人不舍。他问妻子意见。妻子说,转不转业,你和组织定,我听你们的。他说,你来海南几年了,已经习惯了这边的气候和生活,怕你舍不得。妻子却说,我不是习惯了海南的气候和生活,是习惯了你,你说什么时候回湖北,我们就什么时候走。

  回武汉安排工作,对于军转干部来说,可选择的余地还是挺大的。有的选择往省市大机关跑,有的选择去重要部门,但他的想法不同,他舍不得摘下大檐帽,想到派出所当一名基层民警。他对妻子说,我还是怀念军营生活,当警察戴大檐帽,可能是军旅人生的一种延续。再说,我文笔不行,写不好报告,不适合待在大机关。大机关应该让有水平、年轻的同志去,我就到基层干些具体实在的事,我当过连队指导员,做群众思想工作还是可以的。妻子说,只要你觉得好就行,到哪里都是工作。过日子过的是舒心,我们只要生活稳定就行,不求大富大贵,也不求高官达贵。就这样,他高高兴兴地来到百步亭派出所报到上班。

  让沈胜文感动的是,妻子不仅善解人意,懂得换位思考,还对他高度信任。在家里,两口子的手机从来不设置密码,谁也不翻谁的手机。原来当兵,现在从警,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机不离身。晚上睡觉,也要把手机放在身边最方便拿到的地方。最开始,他把手机放在枕头边。后来妻子建议,手机有辐射,对人体有伤害,尽量放远点儿。他听妻子的,把手机从枕头边移到了床头柜上。前些日子,武汉承办世界军运会,他知道这不仅是武汉的大事、湖北的大事,也是中国的大事。他又把手机从床头柜上挪到了枕头边。军运会结束,他的手机才又从枕头边挪到了床头柜上。最开始传闻有种不明原因引发的肺炎时,他还没有足够重视,手机依然放在床头柜上。那天钟南山院士说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厉害后,他赶紧把手机挪到枕头边。

  沈胜文把年三十请二老到他家吃团年饭的事一说,岳父岳母满口答应。他又说,我母亲也会在我家过年。二老说,那太好了,好久没见到亲家母了,一定要给她带点儿什么。他说,不用了,不用了,过两天闲点儿,我会给她买。二老说,那不行,你是你的,我们是我们的。他又说,那就约好年三十上午十点左右过来接你们。二老说,我们身体棒棒的,不用接,坐公交去,反正有老年证,免费还省事。

  从岳父岳母家回来的路上,沈胜文还想着,来年春暖花开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两边的老人出去旅旅游。不论是当兵还是从警,他都只顾着忙单位上的事了。妻子也是,除了上班,就是带女儿,培养教育女儿。总之,主要心思都没在父母身上,他们亏欠父母的太多太多了。现在女儿已经二十五岁,大学毕业了,参加了工作,他们有精力有条件多陪陪老人,好好尽孝了。

  他还突然想起一件事,明天要到银行柜员机上取六千块钱崭新的票子,最好是连号的,母亲三千,岳父岳母三千。年三十吃团年饭时给他们,生活还是要有点儿仪式感……

  想着春天的事,看着万家灯火的大武汉,沈胜文脸上露出了甜蜜的微笑。

  凌晨五点,所里准时点名。

  “接市防疫指挥部紧急通知,从今天十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所里留下一个班,其余人全部去高速公路、机场执行封城任务……”所长说。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武汉封城。

  但所领导没让沈胜文去机场和高速路执行任务,他有些失望。

  “家里的任务非常繁重!”所领导的理由也很充分,“留老沈在家放心。”

  还没来得及多想,战友们也还没有出发,他的任务就来了。

  值班中的他接到报警:一名精神障碍患者发病,在药店持刀伤人。

  他立刻带上辅警直奔现场。

  非常时期,伤者非常恐慌,不敢到医院救治。好在伤势不重,在沈胜文的耐心劝说下,经过消毒包扎,伤者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随后,他一边多方联系,一边细致地做精神障碍患者家属的工作,将病人送到精神卫生中心治疗。

  ……

  沈胜文怎么也没想到,他就是以这样的开场,投入到了这场持久战“疫”中。

  

  “不行,我要参加突击队!”沈胜文坚定地说。

  所长说:“转运工作非常繁重,也非常辛苦。老沈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参加了,让年轻人上。”

  “我五十多了,女儿也参加工作了,万一有个什么事,也无所谓。”沈胜文说,“他们还年轻,孩子还小,有的还没成家呢。”

  这天是一月二十七日,正月初三。

  因为疫情越来越严重,医院和社区根本就忙不过来,武汉公安立下军令状,帮助转运收治隔离“四类人员”(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发热病人、密切接触者)。沈胜文他们的工作立即变得繁重,并且是直接面对患者和病毒,危险性陡然加大。

  其实所领导在劝说沈胜文时,早已把自己的名字列入突击队名单,并安排自己第一批转运患者。

  因为参加转运,沈胜文真正认识了防护服。虽然当过十八年兵,但他是在陆军高炮部队,没有接触过防化部队。这次他不仅认识了防护服,还与它成为了亲密的“战友”。

  “面对新冠病毒,必须胆大心细!”他在心里想着。

  最主要的是要做好防护,而做好防护必须正确掌握防护服、护目镜、口罩等的穿脱方法。自己不会,就多请教学习,多练习。他一步一步不急不忙地来,对两只手消毒后,便开始穿隔离衣,戴头套和脚套,再穿防护服,戴护目镜、口罩和面罩,最后戴手套,有两层,里面是一次性手套,外面是一层胶手套……必须高度重视“三口”:领口、袖口、鞋口。不能让病毒有任何可乘之机。

  当然,这些过程,必须是同事之间互相帮助才能完成,是个团结协作的工作。

  沈胜文虽然军人出身,有坚强的意志,但他也有情绪激动的时候。

  从一月二十七日到二月十六日,二十天时间里,他和战友们天天都在转运,没日没夜。泪水,就这样在他母亲的脸上静静地流淌着,从冬天流向了春天……

  有一天,他到派出所上班后,负责的第一个小区转运患者是位婆婆。

  他一眼就认出来了,她是名退休律师,算是老熟人。原来他负责这个社区时,她没少支持警务室的工作。不管是邻里纠纷,还是有人打官司,她都会过来无私帮助。

  看到老朋友,婆婆想打招呼,但她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沈胜文非常担心,他的担心也很快成了现实:婆婆没有力气上车了,连续试了三次都没上来。

  所领导已经千叮咛万嘱咐,转运过程一定要做好防护,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能触碰患者。

  但此时此刻,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他能坐在这里无动于衷吗?

  到所里工作后,他一直在社区警务室工作,那是基层中的基层。警务室一般只有他一个人,作为单个民警,他的工作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啊,群众就是“千里眼”“顺风耳”。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特别是群众一口一个“沈户籍”,叫得那么亲切、那么甜蜜。

  顾不了那么多了,他跑了下去,一把抱起婆婆,送到了后座上。

  看着婆婆如此虚弱,他知道她的病情严重,必须尽快到医院治疗。可他又不敢开太快,快了怕颠着她;又不敢开慢了,慢了怕耽误她的治疗。

  “稳点儿,稳点儿!快点儿,快点儿!”他在心里默默地念着。

  又一天,他送完患者回来时,已经天黑了。

  从医院到所里,开了一刻钟,他居然没有碰到一辆车。

  他想到了年前过小年那天跟母亲和岳父岳母承诺的,想到了那天晚上回家时武汉的万家灯火,越想越心酸。

  “怎么了,我可爱的武汉,您怎么成了一座冷城了呀!”

  他终于抑制不住伤心,痛哭起来。

  再一天,他送十位病人到一个隔离点。但隔离点人山人海,已经人满为患了。

  看着尚未被收治的病人期待救治的眼神和伤心的泪水,沈胜文心如刀割。

  “难道你们要见死不救吗?”

  “假如他们是你们的亲人朋友,你们也会不救吗?”

  “你们的良心跑到哪里去了?”

  积压在沈胜文心底的愤怒彻底爆发了。

  当时负责收治的是当地卫生院的几位年轻护士。

  “我们也想让他们住下啊,可是人实在太多,我们这里根本就没地方住了,只有四个床位了。”

  “病情严重的,我们根本就没办法治疗。即使住在这里也会越拖越严重,必须赶紧送到医院去。”

  说这些时,她们的眼里噙着泪花。

  沈胜文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做过了,为自己发脾气而内疚不已。直到今天,一想起这一幕,他就深深自责。

  怎么能怪她们呢?那时患者大量增加,医院和隔离点的床位非常有限,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正在修建,方舱医院还在酝酿阶段,人等床是迫不得已的事。

  还有一幕令他又气又心酸。

  那天他刚送完两名重症患者,回到所里就接到一个报警电话。

  报警的是一位婆婆,说是她儿子从医院突然回来了。她儿子不仅是新冠肺炎患者,还肾功能衰竭,挂着尿袋。

  当他带着报警的婆婆、患者的弟弟去做工作时,他们都拒绝了,不肯走近患者的家门。患者弟弟说,我也有孩子,我要是被传染了怎么办?

  沈胜文只有自己去。

  一了解,患者太想家、太想老婆孩子了,所以回来了。好在他老婆带着孩子住到了娘家,没有碰着。

  “沈警官,有名重症患者快不行了,需要紧急转运。”

  一月三十日,正月初六。

  已经晚上十一点了,沈胜文接到转运指令。

  此时,他已经跑了六趟,换了六套防护服,转运了十八位病人。

  “小邓,赶紧穿防护服。”他对协警邓宇杰说。

  邓宇杰是他的搭档,九〇后,退伍兵,共产党员。他是个高大、帅气、结实的小伙子。

  当他们赶到时,患者已经生命垂危,无法转运了。

  “你们快点救救我!”患者拖着微弱的气息说道。

  沈胜文瞬间泪眼模糊。

  患者是个爹爹,六十八岁。此时,他还神志清楚。

  婆婆泪眼婆娑地说:“昨天才感觉身体不适,谁会想到一下子病得这么严重呢?”

  紧随沈胜文他们之后到的是120的急救医生。

  沈胜文当时并没有感觉爹爹已经走了,因为爹爹已经没有力气挣扎,眼睛是睁开的,脸上有泪痕,眼里还含着热泪。

  但120医生刚来,爹爹的心电图便成了一条直线。

  而此时,沈胜文到达患者家中才二十多分钟。

  看到这幕,站在门外的邓宇杰低下了头。他流泪了。

  虽然隔着护目镜,光线也非常昏暗,但沈胜文知道邓宇杰在哭。

  沈胜文赶紧走了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拍他肩膀时,沈胜文也忍不住哭了。

  但他们又很快镇定了下来。

  邓宇杰想向屋里迈进,沈胜文把他往后一推,说:“你就站在这里,里面的事由我来处理。”

  “不行——”邓宇杰还想往里走。

  “听我的,小邓!”沈胜文再次将他往后推。

  没多久,区卫生防疫站的一男一女两位医生,还有一名社区医生赶来了。

  卫生防疫站的医生,背着喷雾器,从单元楼外到电梯、到楼道、到室内,边走边消毒,特别是将屋内进行地毯式的消毒。

  很快,婆婆的女婿赶到了。

  没见到女儿,婆婆很惊讶。但很快,她就从女婿的眼神里知道了女儿的境况。发烧了,是疑似患者。

  那是婆婆唯一的女儿。

  女婿说,他妻子哭喊着要来,但他没让她来。

  婆婆更加自责起来。她声泪俱下,一边说,一边哭。

  她说,这一切都怪她,如果不是她经常到外面跳广场舞,如果不是她喜欢逛超市,也不会染上这个病,是她传给爹爹的。本来还约好与女儿女婿和外孙一起吃团年饭的,都是因为她染了这个病……

  看到婆婆深深的自责,他们都在安慰她。

  “爹爹的身份证呢?”沈胜文对婆婆说,“要凭身份证到居委会办死亡证明和相关手续。”

  婆婆先是使劲地想,怎么也想不起来。她又在屋里到处找,也没找到。

  “对了,可能在他身上。”婆婆突然想起来了,“他昨天就在说,要把银行卡、医疗卡、身份证和现金准备好,明天去医院。”

  听到这儿,沈胜文双眼又模糊了。

  “谁不想好好地活下去呢?谁会想着死呢?可是——”他在心里想着。

  谁去找爹爹的身份证?

  沈胜文想,他们都还是孩子,还是自己来吧。

  刚才他简单地跟区卫生防疫站和社区的三位医生聊了一下。那位小伙子三十多,身材并不高大,而另两位小姑娘,都才二十出头,比自己女儿还小。

  看着他们,就如同看着自己的女儿。

  看着他们,眼里就流出了泪水。

  难道沈胜文不怕吗?他也怕,毕竟是接触重症感染者,但凡哪个地方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病毒感染。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群众面前,他是守护神;在年轻人面前,他是长辈。他必须冲在前面。

  在爹爹的右裤袋里他找到了一个钱包,里面放着银行卡、医疗卡、身份证和现金。

  将钱包消毒后,沈胜文把它交给婆婆。

  婆婆眼里全是泪水,说不出话来。

  或许现在,她也被沈胜文感动了。

  ……凌晨三点十六分,殡仪车缓缓离开。

  沈胜文他们向着殡仪车深深地躹了三个躬。

  那晚的场景,一直出现在沈胜文的大脑里,他伤心,他自责。为什么自己不是医生,为什么自己不能救那个爹爹呢?可是,他又想,即便自己是医生又能怎样呢?这是一场不按套路出牌的战争。

  经历那晚后,他总在担心自己会不会感染,协警邓宇杰会不会感染。自己感染就罢了,邓宇杰千万不能有事。他才二十出头,还没成家,甚至连女朋友都没找。而邓宇杰之所以与他一起出生入死,就是因为他也是共产党员。


  “尊敬的所支部:我是民警沈胜文,一名中共党员。当前疫情复杂严峻,正值发起全面总攻之时,我听闻江岸区方舱医院警力紧张,急需增援。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公安干警,我现申请加入方舱医院防疫战斗,不计报酬,不论生死……”

  二月十六日,沈胜文向所里提交了请战书。

  所领导一看,急了,说:“老沈,您这是闹哪一出?”

  历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听从指挥的沈胜文,这是怎么啦?

  原来他对所领导给他安排的工作有所不满。

  这天开始,武汉开始开展为期三天的集中拉网式大排查,落实五个“百分之百”工作目标,即“确诊患者百分之百应收尽收、疑似患者百分之百核酸检测、发热病人百分之百进行检测、密切接触者百分之百隔离、小区村庄百分之百实行二十四小时封闭管理”。

  所领导知道他与群众打成一片,关系融洽,也善于做群众工作,于是叫他回到他所工作的社区警务室,配合居委会和物业做好社区封堵硬隔离。

  但沈胜文不乐意。

  “让我回警务工作室,那不是变相地让我退出战斗去休息吗?”沈胜文压着怒气对所领导说。

  “现在社区封堵硬隔离,社区工作量大了,会非常忙、非常棘手,工作同样重要。”所领导说。

  “有医院忙吗?有医院棘手吗?有生命重要吗?”沈胜文说,“我要去方舱医院,那里更需要我。”

  所领导一听,狠心说:“老沈,回不回随你。如果你管辖的社区出了任何问题,拿你是问。”

  毕竟是军人出身,毕竟是共产党员,沈胜文最终还是听从指挥,回到了社区警务室。

  他想,这是他已经工作了十六年的工作岗位,应该可以得心应手,应该可以缓口劲了。

  但这回他想错了,灾难面前,每个人都无比真切地贴近了生活的另一种面目。

  做人的工作,其实更恼火。更何况他管辖的这个社区本来就是个人员结构复杂的社区。

  什么让他恼火呢?既有群众对隔离的认识不够,也有隔离后对群众生活和情绪造成的影响。

  “我要出去!”

  “再不让我出去,我就要翻墙了。”

  ……

  他们可都是他的“千里眼”“顺风耳”,只能不厌其烦地做工作。

  像平常那样心平气和地说肯定不行,他们听不见,也不会听,只能吼,把音量提高八度。可是音量提高了,他的喉咙疼起来了,接着嗓子哑了。

  他心急如焚。

  他就熬中药吃,然后把它当茶喝,大口大口地喝,一大杯一大杯地喝。

  他的嗓子渐渐好起来了。

  再吼,喉咙不再疼了,嗓子也没哑了。

  “还是欠练。”他在心里说。

  “沈户籍,不好了!”那天上午,有群众在电话里焦急地说。

  “别紧张,慢慢说。”沈胜文说。

  “社区里有个精神障碍患者爬围墙跑出去了,手里还拿了个钢叉。”

  “什么时候?”

  “有半个多小时了。”

  他一听,急了。

  一是不知道那人是否感染新冠病毒,二是怕他出去被感染,三是怕他行凶伤人。

  他马上打电话向所里报告和求助。

  于是,立即兵分两路追踪。

  一路是所里的视频侦查员在所里查看监控,一路就是沈胜文跟着他的轨迹追。

  这天下着雨,沈胜文开着车冲进了雨雾。

  刚出门不久,他就接到视频侦查员电话,说在小区边上的视频里看到那个精神障碍患者了,但背的不是钢叉,是一把玩具猪八戒耙子。他背着包,戴着帽子,但没戴口罩。

  沈胜文稍微松了口气。

  调看监控,是个具体而细致的活儿,需要耐心,也费时间。

  现在街头车少人少,按理说容易找到。但在好长时间内,既没有在监控里看到那个精神障碍患者的影子,也没有在街上看到他的踪迹。

  “除了能去他母亲那儿,还能去哪里呢?”沈胜文在心里想着。

  于是,他给精神障碍患者的母亲打了个电话。

  他母亲住在离儿子三十多里外的一个小区。这个家没有其他人了,只有母子俩相依为命。母亲七十多了,有老年综合征,得了糖尿病,每天要打胰岛素,已经行动不便了。

  母亲说,儿子打了电话,说要来看我。但他记不得路,前几天没有封小区的时候,儿子从汉口走到汉阳,从汉阳走到武昌,走了整整一天,才到我这里。

  沈胜文说,我们现在通过监控找他,如果您儿子到了您这里,您赶紧给我打电话。

  她说,你们不用找,我儿子虽然有精神病,但他肯定能找到我这儿来的。

  但沈胜文淡定不下来,继续找。

  “到了堤角公园。”下午五点半,视频侦查员来电话说。

  堤角公园就在患者母亲所在小区附近,沈胜文直奔老婆婆家。

  敲开老婆婆家的门,她儿子正坐在那里吃着盒饭。那是一位好心的邻居中午送给她的,听说儿子要来,她舍不得吃,就留给了儿子。

  沈胜文看到,精神障碍患者身上脚上,与他自己一样,全是湿的。

  “站起来!”沈胜文向他瞪着眼,严肃地说。

  “沈户籍,有什么事跟我说。”婆婆立即做起和事佬。

  “你已经涉嫌严重违法,得带走。”沈胜文说。

  “能不能让他先吃完饭再走?”婆婆说。

  “可以。”沈胜文说,“吃完就走。”

  接着,婆婆又对儿子说:“沈户籍是个好人,下这么大的雨,找了你一天。现在病毒这么厉害,是怕你被感染,怕你出问题呀。”

  “妈妈,我放心不下您啊!”儿子说。

  “妈妈自己能照顾自己,再说社区和邻居经常给我送吃的用的。”婆婆说,“听妈妈的话,沈户籍是好人,是来救你的。再不听话,我们两人都会活不下去的。”

  送精神障碍患者回家的路上,他们两人聊了一下。

  “听说你有天围着武汉三镇走了一圈?”沈胜文问。

  “是的,一天没吃饭。”他有点儿得意地说。

  “为什么要走?”沈胜文问。

  “去看我妈妈。”他说。

  “不知道到你妈妈家的路吗?”沈胜文说。

  “怎么会不知道!”精神障碍患者说,“我会法术,到我妈妈那里,根本不用看路,走着走着,自然就到了。”

  “你还会法术呀!”沈胜文笑着说。

  “我法术高超,病毒见了我都会害怕,要让路。”他说。

  “那好啊,我就沾沾你的光。”沈胜文一边开车,一边笑着说。

  精神障碍患者说话天上一句地下一句,语无伦次。

  “我是我妈妈的保护神,今天我是去给她施点儿法术,她老人家至少可以活到一百岁。”他说。

  ……

  沈胜文与他聊着、听着、感叹着。

  送他回到家里后,沈胜文又掏钱给他买吃的用的,并协调社区保障他的生活。

  沈胜文也想着把他送进精神病医院,但进精神病院要做核酸检测,他死活不同意,说我法力无边,做什么检测?好在他不发烧,身体也无异常。但等疫情平复以后,沈胜文还是想把他送到精神病院,让他得到有效治疗,走上正常的生活。

  每次社区人员去找这名精神障碍患者,他都会先作一番挣扎。他说,你们管不了我,我只听沈户籍的。

  这话传到沈胜文耳里,泪就涌了出来。

  “我不能倒下,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沈胜文在心里默默地为自己鼓劲加油。

  他知道,只有把自己化作春风,才能绿遍整个社区。

  “欣欣,开下门好吗?”

  那天下午,沈胜文相继接到辖区内一所中学校长、副校长和班主任的电话。他们说学校有个叫欣欣的初一女生,今年十二岁,听话懂事,成绩优异。爸爸感染了新冠肺炎,在医院治疗;妈妈是密切接触者,安置到了隔离点。妈妈是他们学校的老师。现在只有欣欣一个人在家,他们也隔离在家,出不来,希望得到社区的关注与帮助。

  “谁呀?”屋里传来欣欣的声音。

  “我是社区警务室的沈户籍呀!”沈胜文说。

  欣欣先是从“猫眼”里观察一番,看到穿着警服的沈胜文手里提着一袋东西。她先打开防盗锁,再打开门。

  “这孩子安全意识不错,知道把门反锁。”沈胜文一阵欣慰。

  他给欣欣带来了本子和笔,一些上网课的学具,还有一袋零食,以及消毒的酒精。

  “谢谢沈伯伯!”欣欣说。

  “欣欣,中饭吃了吗?”沈胜文问。

  “吃了,沈伯伯。”欣欣说。

  “吃的什么?”沈胜文问。

  “在微波炉里热了妈妈昨天做好的饭和菜,我自己又煎了一个鸡蛋。”欣欣说。

  “鸡蛋你会煎吗?”沈胜文有些惊奇。

  “会,妈妈教过我。”欣欣说。

  “给屋里消毒了吗?”沈胜文问。

  “消了,之前用84消毒液消的。”欣欣说,“也用酒精消毒了,用喷壶喷的。”

  沈胜文心里又是一阵欣慰。

  “我给你带来了酒精。”沈胜文说,“但一定要注意,酒精和84不要同时用,它们会发生化学反应,人会中毒。”

  欣欣还是个孩子呀!沈胜文不放心,便对欣欣说:“伯伯再给你家消次毒吧!”

  “谢谢沈伯伯!”欣欣说。

  随后,沈胜文用酒精把欣欣家里里外外进行了一次全消杀。

  ……

  “多懂事的孩子啊!”回警务室的路上,沈胜文还在心里感叹着,“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千万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回到警务室,他马上把这事报告给了社区。社区高度重视,立即安排一名楼栋党小组组长负责欣欣的一日三餐。

  随后的日子,不光沈胜文和楼栋党小组组长照顾欣欣,还有社区领导、网格员、送物资的社工,学校老师也一天一个询问电话……这些,不都是这个春天温暖的春风吗?

  其实,此时的武汉,谁都在争做阳光,温暖自己,也温暖他人;谁都在争当树芽,努力生长,想长成大树,为这片土地遮风挡雨;谁都在留下动人的旋律和音符,奏响生命的最强音。

  是啊,这是一个需要修复的春天,也是一个值得赞美的春天。

  三月四日上午,沈胜文接到欣欣妈妈的电话。

  欣欣妈妈的话语也像一阵春风:她三次检测都是阴性,确定正常了,可能马上就要回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沈胜文立即打开笔记本,在上面写道:在这场战“疫”中,谁都在感受着邻里关爱的温暖。对于一个社区来说,一人走百步,不如百人走一步,我们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难道不也是如此吗?


  沈胜文到银行柜员机上取了那六千块崭新的票子了吗?

  是连号的吗?

  回答是肯定的。

  但他对母亲、岳父岳母的承诺终归没有兑现。

  这六千块钱现金全用在社区居民身上了,另借的三千块钱现金,也用完了。干什么呢?给居民买菜,买日常生活用品。只要一声喊,他就来了。杂七杂八,三块五块、三十五十的,怎么好意思要居民的钱呢?

  不光掏钱,他还把家里一台闲置的面包车献了出来。

  捐献面包车的事就早了,还是市局下达紧急动员令,要求各派出所立即对接街道社区,协助转运收治隔离“四类人员”那会儿。当时所里能抽调用于转运的警车只有两辆,根本不够用。看到这一情况,沈胜文辗转反侧。最后,他向所长请战:把我的私家车改成转运车,我来当司机,请组织批准!于是,他家里的面包车也投入到这场战“疫”中。

  ……

  那六千块钱现金,早已升值!

  听说沈胜文的事迹后,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先后通过他,给他工作的社区捐赠了一万多个口罩,他全部转发给了社区群干、志愿者、居民,没有给妻女留一只。老朋友送来的六千多公斤大白菜,沈胜文分给辖区困难户,没有往自己家里拿一棵。而他自己经常不能按时吃饭,这四十多天来,他吃得最多的就是方便面……

  再看看他的母亲、岳父岳母、妻子、女儿。

  “妈妈,您是易感人群,一定不要出门。就是吃盐水,也不要出门。”他对母亲说。

  同样的话,他也对岳父岳母说了。

  妻子还是那样善解人意,家里经常会有民警和社区干部来排查,她只字未提自己丈夫是民警。在这个特殊时期,她从未主动给丈夫打电话,怕影响他的工作。

  每次沈胜文打电话给妻子,或是与妻子视频,他都会表达自己的歉意。

  但妻子却不以为然。她说,说不准这是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个春天。疫情总会有过去的那一天,即便今年春天不能踏青、不能旅游,有什么关系呢?不还有明年、后年嘛……

  妻子朴实的话语,让他感动不已。

  其实沈胜文有他的害怕。

  不是怕死。

  对于死,他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早在二月初,他就给女儿写了一封信。

  说是信,其实是战前遗书。

  “女儿,你好!这段时间,爸爸住在单位,除了工作,想得最多的就是你。曾经错过你上学时的辅导,错过你毕业时分享的快乐,错过你初入职场时的迷茫,也许还会有更多的错过。女儿,所有的错过,爸爸希望你能原谅。因为,我觉得我身上有太多的责任。这个时候,很多新冠肺炎患者需要运送;病患家中有视力残疾的老人需要随时关心;隔离群众中有独居老人生活没有着落;疫情当前,有群众的救命药需要送达……爸爸的工作中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不能错过,才总在错过你、亏欠你、忽视你。女儿,所有的不能错过,爸爸希望你能体谅。爸爸是一名党员,我认为党员面对疫情,就要不惧生死,逆向而行。因为我不能错过自己内心的担当。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们共同期待胜利的那一天,到时候,爸爸一定不错过我们约好的踏春之行!”

  沈胜文害怕的,其实是被感染。

  他知道,病毒潜伏期长,而他天天要跟社区的人,要跟自己的战友打交道。假如自己被感染,则会传染很多人,殃及很多家庭。

  于是他曾三次偷偷到社区医院做血象检测。虽然他的防护措施做得非常到位,虽然同事说他当兵出身,身体结实,打得死一头牛,但他还是害怕。

  每次去,他都会选择在傍晚,那是人最少的时候,他要尽量减少与人接触。同时,他还会乔装打扮,怕人家认出来,怕人家无端猜疑。

  除了偷偷做血象检测,他还悄悄地海量喝水,好利尿排毒。他还坚持吃连花清瘟胶囊,清瘟解毒、宣肺泄热。

  沈胜文毕竟是个生活在世俗社会中的平凡之人。

  在这场战“疫”中,他一往无前地冲在最前面,而他心里装着的是可敬的老人、可亲的妻子、可爱的女儿。

  特别是可爱的女儿。

  在部队时,女儿还小,他很少陪伴在她身边。转业回武汉当民警,除了每天正常的上下班,每四天还会有一个长达二十四小时的值班,女儿很少见到他。

  他觉得自己对女儿的亏欠实在太多太多,没辅导过学习,没有接送过她上学,没参加过家长会,没有给她买过一份礼物,没有带她度假旅行,答应带她出去玩也基本做不到。一切的一切,给她的陪伴确实少之又少……虽然他多次立功受奖、评优评先,却不是个称职的好爸爸。女儿懂事,从来没有责怪过他、记恨于他。

  唯一让他有点欣慰的是,女儿上大学后学车时,是他手把手地带着加班练习,顺利通过考试的。现在女儿的驾驶技术比他还好。

  当然,女儿的优秀也让他打心底里自豪。

  女儿性格有些内向,成绩优秀,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上的火箭班。高考时,虽然发挥失常没考上985、211学校,但她的分数还是超过一本线十来分。在大学,女儿又拿上了双学位。特别让他津津乐道的是,女儿的英语和书法,得过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二等奖和湖北省大学生书法大赛二等奖。

  因为这场疫情,女儿也推迟了上班。于是,她跟着妈妈在家里学习厨艺,做面食、做蛋糕、炒菜。女儿是他的心头肉啊,以前他从来没让女儿进过厨房,所以女儿对于这些是陌生的。

  那天,女儿发来一个自己做的蛋糕。

  沈胜文一看,非常惊喜。做得真好,跟蛋糕店卖的一样漂亮。

  每天深夜睡觉之前,他总要躺在床上先想想女儿,看看女儿做的蛋糕。

  看着看着,他就看出了笑容,看出了眼泪。

  沈胜文的春天很小,小到只有女儿,只有女儿做的一个蛋糕。

  沈胜文的春天很大,大到像天空一样广阔,像大海一样宽容,像大山一样稳定。

  (原载于《人民文学》2020年第4期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