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旅客经京珠高速过长沙市雨花区时，打开手机地图，就会发现一个地名标识——红军攻打长沙前敌指挥部旧址。八十五年前，红军两次攻打长沙，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即设于此。这一场红军攻打长沙的大战，在中共党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次战争，是大革命失败后，红军第一次打下了大中型省会城市。这次战争，也直接导致了当时中共中央的立三路线的破灭，而促进了毛泽东同志“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的成熟与确定，更推动了“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红军攻打长沙，在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有重大影响，而在革命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上，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可以说，当时设为红一方面军前敌指挥部的今雨花区白田铺肖家祠堂，也应该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今不辞浅陋，作一简单介绍：

　　1927年国民党分共以后，中共革命工作严重失败。经过几年摸索实践，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及党在国统区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也得到相当的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得到壮大。至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客观形势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党内的“左”倾盲动思想又一次抬头。1930年6月 l1日，李立三主持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不久，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命令各路红军攻打长沙、南昌、九江、武汉，号召红军“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由此应运而生。

　　1、一打长沙。按照中共中央的计划和指示，彭德怀红三军团于7月5日重返平江，虎视长沙。此时，蒋介石援湘各军移师北上，大战中原；湘军何键的主力则在衡阳、宝庆地区追击桂、张（张发奎）联军。7月22日，红三军团在平江誓师，拟乘虚攻打长沙。何键闻讯，急派4个旅直扑平江。7月25日，红军在双江口设伏，一举击溃来犯之敌。26日，又一举击溃敌金井防线。27日，红军自永安市、春华山一带出发，自东屯渡过浏阳河，经马王堆、五里牌向长沙城猛扑。傍晚，红三军团从韭菜园、小吴门、浏阳门等处攻入市区。晚10时左右，红军夺取长沙。十日之后，红军在敌军反攻下，撤离长沙。

　　 2、二打长沙。在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的同时，毛泽东、朱德也受中央命令，准备攻打江西省会城市南昌。毛、朱率红一军团自福建长汀出发，经广昌、兴国向南昌挺进，屯兵南昌坚城之下。毛泽东针对敌坚城固守的情况，考虑我军若发起强攻，必遭不测。于是，他说服军团其他领导，放弃攻打南昌、九江的计划。8月1日，红一军团隔赣江鸣枪，向八一起义表致敬之意，后回师援助、接应彭德怀的三军团。朱毛红一军团，出宜丰经万载，到达黄茅。此时红三军团已经被迫撤出长沙，敌何健部戴斗垣追击红三军团至文家市一线，红一军团自黄茅奔袭文家市，一举将戴旅全歼，击毙敌旅长戴斗垣。8月23日，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合，组成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朱德任总司令，全军共计3万余人。会上，毛、朱按“立三中央”要求，作出了第二次进攻长沙的决定。随后，红军分兵向长沙推进。彭德怀红三军团老马识途，再打东城。朱毛红一军团首攻南城，前敌总指挥部驻在洞井白田铺肖家祠堂。

　　 当此时也，因曾失长沙而遭各方指责的何键心有余悸，不得已大大加强长沙防务，从南郊的猴子石至北郊的捞刀河一线，分别布以巨型鹿砦、密布的竹钉和高大的电网，修筑了3道封锁线，重兵日夜把守。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将长沙守敌诱出工事外逐个加以歼灭的方针。提出“接近壕沟，引其出击，消灭出击，夺取壕沟”十六字诀。9月3日，敌阎仲儒旅自岳麓山过河出击，企图迂回我军侧背，直指驻在洞井白田铺肖家祠堂的前敌总指挥部。然而，当敌人刚在猴子石滩头上岸，即被我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和红十二军包围全歼。其后，长沙守敌一直坚守不出。

　　 而红三军团则采取了蛮干的做法，向长沙东城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为突破敌人工事多次组织敢死队，夜冲敌阵。为取得攻势突破，部队甚至采用失传多年的火牛阵战法：在百余头水牛的尾巴上浇上汽油，接上鞭炮，点上火后，使牛冲向敌人的阵地。（每头牛费光洋八、九元，共购得110头），但火牛被敌人机关枪一顿猛射，居然掉头冲向我阵，进攻不能奏效。

　　 敌我双方自9月4日起，陷入僵持状态。10日，红军再次发起强攻。朱德、彭德怀等亲临前线，在夜幕掩护下，红军多次冲进敌阵地前沿，用手榴弹、刺刀与守敌展开激烈击斗，予敌重大杀伤。但红军伤亡也很大，战斗中损失团长一名。弹药给养也日益缺乏。同时，何键调集湖南大部分军队来援，国民党武汉行营又先后派数师之众入湘，抄平江、浏阳后路，更听闻李宗仁、张发奎部将从衡阳北上，企图包围红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肖家祠堂耐心地说服了党中央的代表和红一方面军的干部，主动撤出了进攻长沙的战斗。随后至株洲醴陵开会研究，总结教训，并向中央作了报告。报告称（军事上）取得了不少成绩，我军伤亡也不小。还列举了攻打长沙不克的原因，特别提出城内没有工人、士兵暴动，不具备群众条件，是不可能取得攻打中心城市的胜利的。

　　 红军之攻打长沙，第一次仅占长沙十日，虽对全国革命造成有利声势，但对全国革命战略并没有实质性的利益。加上红军没有明确的城市政策，进城之后，为了筹款，不管对象如何，商人资本家，只要有钱一把抓，红军形象受到不利影响。第二次攻打长沙，合军攻打仍未能凑效，这并非红军军合力不齐，而是形势发生了变化，此时湘军主力十万余人龟缩城内固守待援，其武器装备、粮食积累和防御阵地皆非远道而来的红军可比。且红军擅长于机动灵活的游击、运动战术，无阵地战装备与经验，又无城内群众的支持，冒然攻打长沙，则变主动为被动，化优势为劣势了。这就说明，在军事上看，红军攻打长沙，乃至先夺取一省两省以解放全国的战略在当时是完全行不通的。从政治上看，这种政策，盲目抄袭苏联革命的成功经验，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缺乏对革命形势科学深入地分析，以至于对形势的判断完全错误，在心态上也是冒进和浮躁的。

　　 而与李立三的左倾盲动思想相反，毛泽东对形势的把握和敌我力量的对比与变化作过非常细致与科学的研究。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写出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何能够长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经典论文，对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进行了理论回答，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对工农割据、根据地建设、红军的战略战术作过科学的论断。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已经在逐步形成。然而此时，毛泽东不过是地方——根据地的领导，他无法改变、也不能不听从中央的命令，他不得不一再违背自己的正确观点，投入到“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立三路线中去。这样的盲目攻打大中城市，自然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过幸运的是，却以血与火的代价，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正确。

　　 两次攻打长沙，不但是敌与我的较量，而且也是党内两种路线的较量。在这次路线的较量中，真理取得了一定的胜利。首先，它证明了以城市包围农村的路线行不通。其次，它教育了党内的广大同志，使更多的同志团结到了正确的理论的周围，全党全军在实践中统一了思想。

　　　据黄克诚大将回忆，在六月间，立三中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传到军中时，在彭德怀红三军团的全军上下也曾磨拳擦掌，踊跃响应，群情振奋。但是军中也有很多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湘南暴动的老党员老战士抱怀疑的态度（红三军团中的红八军有不少同志是原井冈山朱毛部队中过来的），“我听到传达后，却是另外一番心情，预感到情况不妙，我从自己的新身经历中体会到，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当时是很不现实的”。因此当时会议上对打武汉还是打长沙，打长沙怎么打，争论非常激烈。有一部分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被批评为右倾，被撤职、降职。即使到了二打长沙之时，甚至还有个别反对攻打长沙的军中高级干部，四师师长也被当作托派份子枪毙。而两次攻打长沙的血与火的教训，终于使一些同志醒悟过来，从此心悦诚服地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

　　 因此，红军之能顺利撤出长沙，并向中央作出交待，离不开毛泽东在肖家祠堂的运筹帷幄，正确决策，离不开毛泽东在肖家祠堂对大家的耐心说服。可以说，洞井肖家祠堂，不但见证了红军在军事上的较量，更见证了红军正确路线的逐步确立，当然也见证了当地农民对红军的拥护与贡献。

　　　　 根据《长沙市郊区洞井乡党史大事记》记载，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期间，洞井人民为红军攻打长沙做了不少贡献。洞井人民对红军的主要贡献表现在照顾伤员、帮助给养、刺探情报、打土豪筹款子等各个方面。

　　8月上旬，（似应为下旬），第二次攻打长沙的红军部队，在洞井西北界烂泥冲（现市畜牧场）一带作战时，游运生、肖亮明、肖子俊为红军送饭。并将红军伤员背到毛塘（今桃阳村）游运生家里养伤。

　　8月上旬，游运生等三个篾工突击三天三夜，在老坝为红军做担架二十多副。

　　8月底，朱德、何长工在石门冲亲自组织民运大队。在歇王庙召开嵩山区民运大队成立大会。红军政治处彭峨到会讲话。任命刘顺隆为区民运大队长。

　　8月30日，红军第一方面军于郊区白田铺发布关于消灭出击之敌的命令。

　　8月30日午后8时，红军第一方面军于白田铺发布关于发动群众箝制长沙城东北地区之敌的命令。

　　9月初，今桃阳村王桂林五爹，为毛泽东、朱德等四人带路至万西湾山岭上。毛泽东用望远镜瞭望长沙地形。

　　9月上旬，明义团农协领导人吴少涛等人，协助红军，在鄱阳庙三角塘捉拿了土豪刘先生，罚光洋300块，古道团农民协会负责人游坤山等抓了土豪张运章，罚光洋600块。还抓了吴湘庭、张子春两土豪分别罚光洋三、四百块。

　　9月上旬，红一方面军在今奎塘村铁铺桥作战失利，红军战士50多人，淹死在石坑子港里。当地群众被动员打扫战场，救助伤员。

　　肖家祠堂是红军攻打长沙的见证，记录了毛泽东思想中核心革命理论的发展成熟的实践过程，承载了洞井当地农民对红军的拥护与爱戴，理应好好保护并弘扬宣传。可以说，肖家祠堂是长沙大地上，唯一一处交织着战斗勇气、探索真理与军民感情的红色遗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革命意义，值得后人备加珍惜。但是当年红军攻打长沙之后，即退回江西苏区五反“围剿”，随后又被迫长征高飞远举离开南方。再加上抗战爆发，日寇南侵，所以当时红色政权风流云散，红色记忆深藏蛰伏，肖家祠堂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最可惋惜的是肖家祠堂被当作封建糟粕，毁于文革。但肖家祠堂永被当地群众牢记，屡被革命老人念及，红色记忆代代相传，心中长存。上世纪七十年代江西，曾作过毛泽东警卫的陈昌奉将军曾对后来任郊区党史办主任的毛步高说，红军攻打长沙，前敌总指挥部设在白田肖家祠堂。肖家祠堂和韶山毛家祠堂一个样子。雨花区当地政府把肖家祠堂列入红色教育基地，每年都会在遗址之旁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2006年长沙市人民政府在原址立碑纪念。2015年1月，长沙市雨花区政府，将恢复重建红一方面军前敌总指挥部，当作政府2015年的工作大事，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来源：长沙社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