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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长沙(220)| 铁脚板“走”出来的长篇力作

《乡村国是》新版封面。


纪红建

  【闪亮名片】

  2018年8月,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布了第七届(2014—2017)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其中,长沙市作协副主席纪红建的作品《乡村国是》获得报告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是国家最高文学奖项,入选作品经由各单位申报,中国作协组织专家评审后,投票评审而来。鲁迅文学奖分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理论评论奖、散文奖、诗歌奖和翻译奖。各单项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每4年评选一次鲁迅文学奖大奖。


  【内容梗概】

  《乡村国是》由《中国作家》首发,湖南人民出版社单行出版。在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宣教中心指导支持下,长沙籍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纪红建耗时两年多,深入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罗霄山区、闽东山区、西藏山南、新疆喀什等脱贫攻坚主战场,用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故事,全景式、纪实性呈现了中国脱贫攻坚的进程和成效,彰显了中国在全球减贫事业中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创作故事】

  写《乡村国是》之前,纪红建买了157本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与扶贫有关的书。

  把堆成小山一样的作品通通“啃”完后,他的脑袋里,出现了一张以时间为线索,背景广阔、脉络清晰的中国扶贫地图。

  2014年底,他“按图索骥”,踏上旅程。“进山区、走边疆、访老区、入海岛”,他用两年多的时间,走过了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02个村庄。

  他用笔细致勾勒,精准白描这张用双脚亲历的蜿蜒曲折的扶贫路线图。《乡村国是》的诞生,以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故事,呈现了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传达了中国贫困地区脱贫老百姓的心声,彰显了中国在全球减贫事业中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书籍先后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入选“2020年全国有声读物精品出版工程”等。


  选题

  ——“吃透”157本书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首倡“精准扶贫”。“何为‘精准’?与以往的扶贫模式相比,精准扶贫的特殊性和历史意义在哪里?”

  带着这些思考,纪红建在网上挑遍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有关于扶贫的出版物,一口气买下157本,用几个月时间“吃透”这些作品。1921年建党至1956年完成“一化三改造”革命性全域扶贫,1956年至1978年多要素积累式全域扶贫,1978年至1986年改革性全域扶贫,1986年至2013年重点区域开发式扶贫,2013年开始的精准扶贫,这前后贯通、一脉相承、环环紧扣的五个历史阶段,纪红建有了全面的了解和把握。

  “我好像从反贫困的视角回望了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的历史。”但同时,他发现,这些作品汇编的版本比较多,而且写得都不够深入,“萌发了自己深入一线去采访写作的想法。”

  成书之难,首先难在选题。纪红建出生于长沙望城农村,对乡村自小有感性上的认识,但要自己去写整个中国农村脱贫的历程,“不一定能表现好。因为这个题太大了。”沉下心,站上157部作品铺成的思想高度,纪红建得以看到整个扶贫的历史背景和细节脉络。从大版图、大方向,到具体的每一个扶贫点,他列好书写提纲,画下采访地图。

  2014年底,他背上双肩包,从长沙出发了。


  采访

  ——像寻宝人一样一锄一锄去挖掘

  解决了选题之难,采访之难又迎面而来。“之前没有想到,要在每一个陌生的地方获得认同感,是多么不容易。”

  到了当地,电话联系扶贫办,往往先要被质疑一番身份。“我就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我是去写作品的,是去学习的,我应该不断把姿态放低。所以我不断地跟人家做解释工作,不让他们觉得反感。”

  比如宁夏西海固。这个“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干涩、炽烈、坚硬的名字”,是他觉得无论多艰难都要去采访的地方。坐大巴来到海原县,先网上搜县扶贫办的地址,在附近找一个宾馆住下,然后再去扶贫办找人,说,只需要安排一个人给我带个路就行。“一日三顿也都自己安排妥当,尽量不给人家添麻烦。”

  很多时候,听完扶贫办的工作介绍和案例材料,纪红建觉得,并没有他想要的素材。“即使你拥有了他们全部的材料,依然不够,他们或许会跟你讲在这里所做的工作,但很难涉及到真正的内核,以及灵魂深处的东西。一定要自己去采访,去选人,让自己成为创作的主导。”

  他相信,只有真正深入农村,深入贫困户,亲眼看、亲耳听、亲自去用心感受,才能看到在这场大变革里,人的命运的改变。浮在表面的、蜻蜓点水的材料,他不要;采访对象的“套话”,他不要;他要走进每一个村庄的肌理,一锄头一锄头去“打井”,去挖掘“宝藏”,去看见厚土之上每一个鲜活的、具体的人。


  “抵达”

  ——探究每个故事的核心

  隆子县,像一只孤傲的苍鹰,栖在喜马拉雅山北麓东段。2017年春天,从拉萨出发,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亚堆扎拉山和雪布达拉山,纪红建到达这里。

  隆子,藏语里意为“须弥山顶”,海拔超过4000米。刚来到隆子河畔,他就被眼前的绿色惊呆了。这片面积4.3万亩、绵延40多公里的沙棘林,如一条绿色哈达缠绕隆子河谷。但就在不久的过去,因高原年年化雪,洪水带来的泥石流,一直困扰着隆子人。这里曾流传着一句话,意思是“只要你说话,身上的沙土就会往下掉”。

  看到50多年时间里,这个高原小县翻天覆地的变化,纪红建感叹,环境巨变的背后,是隆子县推进生态立县、实施生态建设所取得的初步成效,也是隆子人战天斗地、建设绿色家园的有力见证。他将上世纪60年代以来,隆子县如何一步一步追寻“绿色之梦”的故事,写进了书里。

  “我写一个人也好,写一个事件也好,都是深入采访进行创作的。既然要写,就把这个故事写透,把人物的命运融入历史背景,融入家国命运。”扶贫的故事很多人在写,但大都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呈现,交代一下扶贫干部在这里做了什么事。“这样就没法写出历史纵深感、时代全局感。我希望,能深深抵达每一个故事的核心。”

  得益于对那157本书的整体性研究和脚踏实地的采访,纪红建把关于扶贫的整体脉络厘清了,在写书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因果链条。“扶贫脱贫经历了多个历史阶段,是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为何到了2013年要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采访的过程,也是我对精准扶贫不断认识成熟的过程。我的整个写作过程,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不断思考和完成的。”


  写作

  ——全球视野下雕刻“扶贫报告”

  经历了从选题到采访到认识突破的难,等到真正执笔之时,纪红建觉得,最大的难度还是在写作上。

  “报告文学不光是文学的呈现,也不是素材的累积,如果你只写表面上的故事,写出来会很像宣传。”他一边写作,一边总结:报告文学是七分采访、三分写作,要涉及到方方面面,比如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文学,“它应该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成果。”

  “写这个作品的时候,也不光只是看我国中西部贫困的问题,而要将我国农村问题和扶贫举措放在亚洲、拉丁美洲以及整个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现状上,以全球视野来考量。为什么脱贫攻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的写作,始终带着这个问题,也希望能给出值得信赖的解答。”

  走过湖南、云南、甘肃、宁夏、新疆、贵州、广西、福建、西藏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9个县(区、县级市)的202个村庄,带回20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整理100多万字的采访素材。历时8个月整理、思考和创作,这部近40万字的报告文学作品“出炉”。

  他用双脚走出来的沾着泥土气的“一手材料”,细腻勾勒大时代里微小人物的命运,动情描述一部鲜活感人的“中国故事”,为我国扶贫事业留下了一份带着温度的长篇报告。


  【评论】

  书写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

  白烨

  青年报告文学作家纪红建以国家的脱贫攻坚工程为主题,花费了两年多时间,翻山越岭,走乡串村,在积累的100多万字采访材料的基础上,完成了《乡村国是》一书的写作。这部作品我看过两遍,每看一遍,都深受触动。如果说,中国的脱贫攻坚是一个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伟大工程的话,那么《乡村国是》也是一部怎么高估都不过分的书写伟大故事的报告文学力作。纪红建选择脱贫攻坚这样一个主题重大、难度极大的选题,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更需要不凡的能力。可喜的是,纪红建迎难而上,奋发蹈厉,先从最基本的摸清情况、弄清问题做起,以一个个贫困山村的实地踏访和田野调查,以一个个脱贫农民和扶贫干部的实时采访和促膝交谈,获得有关中国扶贫开发和脱贫攻坚的第一手材料与第一手资讯。作品在以事实纪实为主的同时,还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对国家的扶贫政策、脱贫战略等,给予了要言不烦的反映,整体上描述出中央与地方的齐心协力,上边与下边的相互呼应的全国脱贫攻坚战的生动场景与蓬勃盛景。

  同时,作品以作者实地采访为叙述主线,一个个贫困乡村各具形态,致贫的原因与脱贫的路子也千差万别。特别是在对脱贫乡民和扶贫干部的采访中,抽丝剥茧,寻根问底,有意引动被采访者有话就说,实话实说,使得作品呈现出一种脱贫者的自诉、扶贫者的自述的鲜明特征。我以为,书写扶贫攻坚的纪红建,实际上也为脱贫攻坚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他的特殊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的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社会是一本大书,只有真正读懂、读透了这本大书,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读懂社会、读透社会,决定着艺术创作的视野广度、精神力度、思想深度。”纪红建正是出色地践行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指示,把写作过程变成采访过程,把采访过程变成调研过程,既让他的作品接地气,有生气,扬正气,也给我们作家在“阅读生活”的基础上写出不负时代的文学力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来源:艺术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