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艳萍

　　当“佐罗”的声音再次响起，两鬓斑白的著名配音艺术家童自荣手持话筒从幕后走出，一瞬间的集体惊讶后，全场被一阵雷鸣般的掌声牢牢锁住。这是童自荣与他朗诵了二十五年的“新乡土”作品《泥巴》的作者彭国梁第一次见面，两位艺术家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时隔近三十年，“新乡土诗”再一次归来，在座无虚席的长沙音乐厅。

　　三十多年前，当北岛还在用象征手法解构历史创伤时，这批从农村抵达城市的湖湘诗人已开始面向泥土思考一代人的精神困境并进行文化寻根了。

　　“新乡土诗派”是围绕“两栖人”和“精神家园”而写作的主题性流派，是上世纪末农村向城市的“文化迁徙者”的一场集体精神叙事，亦是大时代背景中生存空间和人文空间折叠下的一场精神突围。

　　对于新乡土诗人，乡土是承载他们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母体，其早期作品饱含着对城市的紧张和抗拒，对乡土的回望和不舍。如大胡子诗人彭国梁在《泥巴》里说“我的裤脚上总有些洗不尽的泥痕，因此我不得不写一些带着泥味的文字。我是泥巴长出来的草，离开了泥巴就意味着我生命的终止。”“与泥土的距离实在太远／整整一生我置身于空中／每一个黄昏／都等待落叶归根”，诗人江堤的《待归》里则充斥着一代“两栖人”在现代化冲击下如悬置空中般强烈的紧张和不安。《手指移植》“这惟一的夜晚乡村玫瑰／通过手指插在摩天的楼上／城市孤独地向我撞来／身体象村妇一样柔软”里，他用阔大的孤独来书写守护自己精神家园时的挣扎和无力。陈惠芳则在《一蔸白菜在刀锋下说》“在离开泥土和农夫的时候／我唯一的机会／就是顺着刀锋的一道寒光／回家去”里，借一蔸白菜之口书远离乡土的切肤之疼和顺着刀锋回家的期望。胡述斌在《回归故里》“乌篷船的炊烟／把你送上河岸／做了半辈子陆地的行客／上岸时，脐带掉于河中／你注定要回来寻找”里道出了一代“两栖人”在困境中对根的执着追寻。

　　这些文字有对“两栖人”身份焦虑的感性书写，也有对现实和自我的理性剖析和对生命意义的深层追问。“新乡土诗派”认为新乡土诗人的精神困境不仅限于泥土情结，更是大宇宙视域下对人类命运和生存境况的本质思考。这些对人类集体精神困境的深层思考终将指向一场无意识的文化寻根，并衍生出鲜明的地域特征。这一点，胡述斌的诗作表现得尤为明显。胡述斌是武汉黄陂人，一直工作于长沙，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他都处于古楚地中心。他把对乡土的回望和困境的书写都定格在那个峨冠博带长铗陆离的形象中，他在诗集《南方大雪》第一辑《楚之风》里大篇幅地书写了对这位楚国大夫的问候、怀念和忏悔。“楚地啊，这九鼎的熔炉／煮沸你被泪水凝固的热血，我看见，太阳之外还有一个太阳”，这些诗句恢弘大气又深情奔放，极具《离骚》的浪漫主义色彩。其早期诗作《祭祖》“三张黄表扯起归帆／招引迷途亡魂” 无意识间营构了一种自然而神秘的氛围，将原始的楚巫文化激活，这种巫性写作在江堤早期作品《曙：帛上的少女土上的少女》组诗里亦能读到。

　　诗人是承载“时代痛苦”最敏感的一个群体，这种集体性痛苦最终将转化为精准的个体表达。面对冲突，新乡土诗人如何解构这种精神困境呢？在这场集体的“精神漂泊”中，胡述斌选择继续在楚骚文化中寻找新的精神栖居地，如他在《汨罗江畔》里说“庆幸还有这样一个节日／让我们相聚在汨罗江畔／打捞沉浮了几千年的／桂桡兰桨写成的故事”。大胡子诗人彭国梁则在《泥巴》中说“然而，人生的无奈，却让人不想点头，也不想摇头。”“泥巴是一位大智者。泥巴总是无言。”他用“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跨越精神的二元对立。陈惠芳则在历史与地域里架构起新的精神图腾，他将精神关照放进更辽阔的湖湘大地。如他在《潇湘胜迹（组诗）》《岳阳楼》里说“给我以水，给我荡漾的机会／给我以楼，给我登高的希望／阳光一路追随，无雨有风／心情亦随平原的开阔而开阔”。行文至此，不禁想，江堤如不英年早逝，他会以何种方式突围呢？我只知道江堤对古典文学亦是十分钟爱的，他曾编撰过一本《诗说岳麓书院》。

　　异于同时期大学生诗派的反叛书写和学院诗派的智性写作，这批从泥土里长出来经历各异的新乡土诗人始终站在精神的故土，用现代的表达方式、传统文化和古老的东方智慧进行精神突围和重构，这点对今天的我们如何用传统文化构架新的“精神家园”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发现，今日的新乡土诗人们也不再是三十年前的他们了。翻开彭国梁最近的两本新书《自然与感觉——诗歌自选集》《艺术就是活着的样子——彭国梁的诗书画》，发现他已经是一名书画家了。从他的诗歌《自然与感觉》“你知道自然就是自然/你知道感觉就是感觉/自然的事情我们去做得自然/感觉的美好我们美好地感觉......”里发现古老的东方智慧早已将他与故土与城市与天地融合在一起了。陈惠芳的《长沙诗歌地图》里则充斥着他对这座城市的凝望、审视、纠结和热爱。从胡述斌《与城市握手》到歌词《在长沙 我等你》里，我们看到了一代“两栖人”对这座城市从抗拒到接纳到热爱的精神迁徙，如今他还是一名资深词作家。

　　这批“新乡土”代表诗人以“两栖人”视角写乡愁，写对乡土远去的失落和接纳，笔墨间饱含深情又不将乡土过度浪漫化，这种沉稳内敛而诚实的写作风格一定程度上为湖湘诗歌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铁打铁，以石磨石，以水洗水，以命依命／我们煮沙为馔，我们抟沙成塔／我是怒目金刚，你是低眉菩萨。”音乐厅内，当人们还沉浸于一场集体怀旧时，刘年《辛夷歌》的演绎者老董用他沧桑的烟嗓和低沉的吉他音带着人们走向诗歌的另一番天地。湖湘大地上，一批风格各异的优秀诗人们正如春草般潜滋暗长，在“新乡土诗”铺就的沃土中。

　　乡土已渐渐远去，当“乡愁”变成某种轻愁，你不得不感叹时光这座雕琢机，不经意间就将我们打磨成岁月的适配品。我们今天读这些诗句可能还能感受到些许年代感和距离感，当我们开始思考个人、社会与历史时，当我们开始追求个体生命价值并在“后现代”词汇里寻求陌生化和模糊性时，我们仍然能感受到这些文字积蓄的打破壁垒的勇气和力量。从“新乡土诗派”立足宇宙和人文社会大观角度来看，“新乡土诗”一直没有离我们远去。跨越时光，所有艺术形式终将共同指向关乎人性、生存、生命等终极所在，诗歌亦如此。

　　不得不交代的一点，上世纪末，时代的洪流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诗坛，“新乡土诗”亦不能幸免。1998年《新乡土诗派作品选》的出版实则是为纪念“新乡土诗派”创立十周年（出版滞后一年）的一次集会，也是新乡土诗派在那个时代洪流里的最后一次集体微弱发声。《诗歌导报》作为当年“新乡土诗”的主要阵地，也因一些不可抗力不得不停刊，多年来其主要创办人胡述斌一直还在利用其社会影响力为“新乡土诗”呐喊。 “‘新乡土诗’曾经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发挥过重要作用，因为它对土地的深爱，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关注和书写，让它具有了中国味道、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诗人们站在现实的家园上，遥望、追寻“精神家园”的创作追求，在当今诗坛乃至整个文学界都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时至新农村建设蓬勃发展的今日，身为潇湘诗会召集人、总策划人的他再次召集这批新乡土诗人，再次召回离我们远去了近三十年的“新乡土诗”，在这座湘楚历史文化名城，在这一江两岸的城市之心——长沙音乐厅。

　　舞台背景再次梦幻般切换，已被岁月染霜的“新乡土诗”演绎者们和年青的大学生手牵手奔向舞台中央，我不禁转头看向观众席下那群新乡土诗人。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一代“两栖人”的他们已成为城市的主人，他们的两鬓已烙上城市的风霜。随着新农村建设和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年青人再一次奔赴更广阔的农村。而这批从农村抽筋断骨而来的“新乡土人”，这批“新时代”城市最初的建设者和缔造者们，城市已成为他们的“第二故土”，在城市发展渐缓的今天，他们会不会再一次成为“城市故土”的“守护者”呢，我不得而知。今天这批年青人，亦如三十多年前的“新乡土人”将再次成为新的“两栖人”，他们将如何面对新的精神困境并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我想这也许就是今天“新乡土诗”被召回的意义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