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术之

　　“新乡土诗”自1987年在湖南长沙创立以来，以其独特的“坚实、简约”语言风格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这种语言风格不仅是诗派的美学追求，更是对时代精神困境的回应与突围，通过扎根乡土的意象选择、凝练克制的句式结构和质朴自然的修辞手法，构建起连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诗意桥梁。

　　“坚实、简约”的理论内涵与诗派宗旨

　　“新乡土诗”概念由江堤、彭国梁、陈惠芳于1987年在湖南长沙首先提出，经行人、胡述斌等创办的《诗歌导报》的大力推举，逐渐形成了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新乡土诗派”并影响全国。诗派以“传承民族血脉，塑造精神家园”为宗旨，倡导“坚实、简约”的创作风格。这一语言风格的形成，源于诗人们对当时诗坛过度追求语言装饰与抽象表达的反思。“新乡土诗派”是围绕“两栖人”和“精神家园”而写作的主题性流派。所谓“两栖人”，就是侨居在城市的农民子孙，他们的父辈或祖辈仍生存在城市之外的村庄。所谓“精神家园”，是指人类永恒的家园，是现在时态的人类依据自己的生命需求筑造出的一种“精神模型”。

　　“坚实”在诗派理论中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指诗歌精神内核的厚重感，强调对乡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真诚表达；另一方面指语言表达的力度与韧性，避免空洞华丽的辞藻，追求直击人心的表达力量。

　　“简约”则体现在诗歌形式的精炼与语言的纯粹上，主张以最简洁的表达传递最丰富的意蕴，即“去装饰化”的创作理念，强调语言应直指本质，不做无谓的修饰与扩张。这种风格既不同于第三代诗人的“零度情感”写作，也不同于学院派的智性抽象表达，而是以平实、质朴的语言构建起独特的诗歌美学体系。

　　“新乡土诗”的语言特征与文本表现

　　“新乡土诗”的语言风格主要体现在意象选择、句式结构和修辞手法三个方面，形成了鲜明的辨识度。

　　意象选择的“坚实”特质：“新乡土诗”善于选取具有文化根性的具体意象，如“老猎人像一棵枯树”（彭国梁《老猎人与狗》）、“一蔸根火”（彭国梁《野店》）。这些意象不是简单地堆砌，而是经过精心筛选与提炼，承载着诗人的精神寄托与情感记忆。彭国梁在《燃烧的稻草堆》中写道：“野玫瑰在田埂上鞠躬/无须回忆/漫长而短暂的一生/擦火柴的一瞬/尸体就开始化成热量”，将生命脆弱与炽热浓缩于瞬间，体现了“坚实”的批判性与情感深度。

　　句式结构的“简约”倾向：“新乡土诗”在句式上追求短促有力、口语化表达，避免冗长复杂的句法结构。江堤的《待归》中“真正的土地/凡人是听不见心跳的/土地的阴影刻在背上/黄昏不来/背部仿佛很寒冷”等短句，简洁明快却蕴含深沉情感。陈惠芳的《明亮的鸟》“一点一点/这微微生风的光芒/向我靠拢”，以简练的短句构建乡愁的诗意空间。这种句式特点使诗歌具有直接而强烈的感染力，符合“简约”的语言美学追求。

　　修辞手法的质朴性：“新乡土诗”较少使用复杂的修辞手法，而是以隐喻、对比等自然修辞为主，如“对我自己/在与之相持的空间/所有的智慧/也只能肢解成/条状的诗行/犹如插柳一般/切入博大的土地”（行人《我用诗切入土地》）象征文化根系的断裂与重建；彭国梁的《自然与感觉》写道：“你知道自然就是自然/你知道感觉就是感觉/自然的事情我们去做得自然/感觉的美好我们美好地感觉”，这种重复与排比的修辞手法，既简单直接又富有韵律感。

　　语言风格与乡土文化精神的契合关系

　　“新乡土诗”的“坚实、简约”语言风格与其所倡导的乡土文化精神形成了深度契合，这种契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日常性与真实性的回归：“新乡土诗”区别于传统乡土诗歌的关键，在于它跳出了“田园牧歌”的浪漫化书写，“回到土地本身”，以平视的视角捕捉乡土的原生状态与生命肌理，实现与人类情感的共振。如彭国梁的《燃烧的稻草堆》将镜头对准燃烧的稻草堆旁农夫坐在田埂上抽旱烟的真实场景，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却蕴含着自然界最本真的生命力。这种日常性书写使诗歌语言更加贴近生活，避免了空洞的抒情与抽象的表达。

　　地域文化与普遍精神的融合：“新乡土诗”娴熟采撷方言的鲜活韵律，赋予诗歌浓郁的地域气息，却又能挣脱地域的藩篱，如彭国梁在《野店》中使用“门弯”、“蔸根火”、“后背山里”、“晓得”等方言，赋予了语言粗粝的泥土感，却以现代诗学提纯，用“人不留客水留客”的澄澈意象，使方言突破了地域局限。吴昕孺的《闲愁》“愁一闲下来就比花更美/比水更湿/比云更散漫/以愁为秤/故乡只有二两/却是最沉重的事物”虽然写的是湖南乡土的体验，但“花”、“水”、“云”等意象具有普遍的精神共鸣，使地域性表达升华为对人类共同精神困境的思考。

　　批判意识与人文关怀的平衡：“新乡土诗”在保持“坚实、简约”语言风格的同时，也体现了对现代社会问题的批判意识。江堤的《手指移植》“这唯一的夜晚乡村玫瑰/通过手指插在摩天的楼上/城市孤独地向我撞来/身体像村妇一样柔软”，用“水泥跳蚤”象征城市异化，通过城乡对比表达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这种批判不是尖锐的对抗，而是通过意象的自然呈现，让读者在简洁的表达中感受深层的人文关怀。正如诗评家沈奇所言：“‘新乡土诗’诗人的对‘乡土’的回归，实质上是身陷‘现代化’浪潮中的清醒者，对理想中的‘精神原乡’的一种回望，以此作为精神现实的凭籍或叫作价值坐标，在不断的审度中实现对现实困境的超越。”

　　与其他诗歌流派的语言风格对比

　　“新乡土诗”的“坚实、简约”风格在当代诗坛独树一帜，与同时期的其他诗歌流派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对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与第三代诗人的对比：第三代诗人（如韩东、于坚、杨黎等）主张“反英雄、反崇高，注重诗歌对普通人日常生活进行审美和书写”，强调口语化、反意象，追求语言实验与“零度情感”。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以“有关大雁塔/我们能知道些什么”的平淡语言解构诗意，体现了第三代诗人的语言风格。而“新乡土诗”则通过具象乡土意象（如“老树”、“稻草堆”）承载情感，语言“坚实、简约”但避免解构，保持了诗歌的情感深度与精神内涵。既保留了抒情的温度，又避免了空洞的抒情；既保持了语言的简洁，又避免了语言的苍白。这种平衡使“新乡土诗”在诗坛上形成了独特的美学价值。　

　　与学院派诗歌的对比：学院派诗歌（如欧阳江河、西川等）注重智性表达与抽象思维，语言复杂而富有哲理性。而“新乡土诗”则以“坚实、简约”的语言风格，回归诗歌的本源，强调语言与生活的直接联系。如欧阳白的《呵，靳江河这只小兽》“呵，靳江河这只小兽/喘着气，从白鹤山起步/携水曲折迂回/一路过了宁乡和湘潭/调正方向，向长沙而去”，以简练的意象构建乡愁的诗意空间，避免了学院派诗歌的抽象与晦涩。这种对比体现了“新乡土诗”在诗坛上的独特定位与价值。

　　“坚实、简约”风格的当代价值与历史影响

　　“新乡土诗”的“坚实、简约”语言风格在当代诗歌创作中具有重要价值，其历史影响也日益凸显。

　　当代价值的体现：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背景下，“新乡土诗”的语言风格为当代乡村诗歌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如陈新文的《与罗中立画中父亲对谈》“今夜，我想和你谈谈土地/额角沟壑纵横的雨季/谈谈大巴山吹来的风\那些永未说出口的言语”，以“坚实”的意象与“简约”的语言构建乡土的诗意空间，延续了“新乡土诗”对日常性与精神深度的追求。

　　郑小琼的《女工记》中“五金厂”、“机台”等意象的直接呈现，也体现了“新乡土诗”的现实关怀与去装饰化风格，使其诗歌在打工文学领域独树一帜。

　　历史影响的延续：新乡土诗派被纳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百大诗歌流派，其影响力从湖南扩展至全国，作为“新乡土诗”的倡导者，江堤、彭国梁、陈惠芳等在湖南新时期的文学史中留下了深刻的不可磨灭的辙印，他们及其发起的“新乡土诗”运动，也引起了全国诗坛的注目，包括诗评家的关注。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创作实践上，也体现在诗歌理论的传承与创新上，如胡述斌等从“新乡土诗”向“后乡土诗”的转变，体现了诗派理论的现代性拓展。

　　诗学贡献的独特性：“新乡土诗”的“坚实、简约”语言风格，平衡了第三代诗人的解构与学院派的智性抽象表达，以平实、质朴的语言连接传统与现代，形成了独特的审美范式。正如施俊杰先生在评价新乡土诗派代表诗人彭国梁的诗歌作品时所言：“当众多诗人沉迷于拆解修辞、玩弄玄虚，将诗歌变成智力游戏的碎片时，彭国梁却以近乎固执的坚守，在自然意象中植入生命体温，在乡土记忆里发掘文化基因。这种创作姿态不仅构建了独属于他的‘精神家园’，更在诗坛乱象中彰显出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

　　“新乡土诗”的“坚实、简约”语言风格，不仅是诗派的美学追求，更是对时代精神困境的回应与突围，为中国当代诗歌提供了独特的美学范式。

　　在当代诗坛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今天，“新乡土诗”的语言风格依然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诗歌不仅是语言的实验与智性的游戏，更是对生活经验的真诚表达与对“精神家园”的执着追求，找寻“诗意栖居的精神原乡”的途径。

　　“新乡土诗”的“坚实、简约”风格，将在未来的诗歌发展中继续发挥影响，为诗歌创作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可能性。

　　 2026.1.19于长沙青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