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本怀

　　由于女儿已在长沙落户，我也将自己的晚年安在了长沙；我这辈子就生了她一个，很难想象我老了之后她会有多少精力两边跑。离退休只有两年了，住进长沙的日子越来越近，故我对长沙就有了某种了解的欲望。倘若将来我只是住进了长沙的物理空间，那肯定算不上真正的长沙人；而要真正走进长沙，就非得了解其文化历史与风土人情不可。

　　上周末，陈惠芳先生给我寄来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诗集《长沙诗歌地图》，于当下之我而言算得上是及时雨。按照我的习惯，诗集每天读100页。于是，从周一到周四，这本精致而又厚重的诗集便被我一首不漏地读完了。读完之后，还有些话想说。故写下这篇小文，来探讨它的主要特色。

　　首先，它将是我进入长沙的一个导航，也为陈惠芳诗歌创作的重要里程碑。

　　前不久，陈惠芳曾寄我一本《九章先生》，它汇聚了他的“新乡土诗”创作的主要成果。虽然题材主要取之于三湘四水，但我觉得还是有点像游击战，东一枪、西一枪，辽阔与深厚都还不够，难以让读者过瘾，更难以让读者对其所呈现的对象有全方面、多角度的了解。而这一次，他却打了一个漂亮的阵地战。为打好这一仗，他自2012年11月19日开始，到2019年4月30日宣告结束，又花一年时间整理、修改。前前后后，整整花了8年时间，艰苦卓绝。需知写诗仅是他的业余，业余之外他还有繁重的本职工作。也不知他磨破了多少双鞋底，也不知他喝掉了多少瓶矿泉水，更不知他吃了多少回盒饭，反正他为长沙留下了400首诗歌。每一首对应着长沙的一条街巷，或一座标志性建筑。而在这本诗集里，他精选了200首，每首30行左右，整整有400页。而一旦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他完全可以说自己有了一个稳定的文学根据地；而这个根据地随时间的流逝，将来也许可与莫言笔下之高密东北乡、苏童笔下之枫树林香椿街以及方方笔下之武汉媲美。长沙或许也将随着这部诗集的出版，而成长为中国文学里又一座崭新的地标。

　　就我个人而言，将来再走在长沙的大街小巷，肯定与之前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它们的前世今生；面对每座地标，甚至每个地名，也会想到诗集里与它们有关的人与事。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这，更是诗歌的力量。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城市乡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或许，《长沙诗歌地图》会成为几十年、几百年后，人们追忆、追溯这座城市的一个蓝本、一个导航，甚至会成为长沙的一个史诗。”我以为，陈惠芳后记里的这段话，绝非他自夸的诳语，而是不久后就将要成为的现实。

　　其次，摆拍（史料）与抓怕（现实）相融合，让诗歌地图彼此不雷同。

　　为400条街巷写400首诗，这绝非一个小工程，其更大难度则在怎样避免雷同，以便能让读者一直读下去。街巷本身所蕴藏的历史、文化与地理元素，当然应该作为其呈现的主体，但仅有这些还不够。如果只有这些元素，就很容易写成导游词，而导游词怎可让人数十乃至数百篇地一直读下去。为避免将诗歌地图做成导游词，他特别注意抓怕。这一点，他有功底。长期的记者生涯，让其笔尖与键盘总有足够的即时感，正是这种即时感让他的每首诗各自不同，也让诗歌地图里的每一幅都有了充分的画面感与动感。

　　《九龙仓》的结尾，作者就有如下呈现：“迁居的街坊们，指指点点/昨天，指指基坑：好深/今天，指指楼房：好高/长沙城翘起的这根大拇指/沉入夜色，像一根闪亮的洋葱。”寥寥数语既有时间的流逝，也有空间的拓展，更有当地人面对这沧桑巨变的观感与叹惋。“大拇指”与“闪亮的洋葱”这两个独特而又贴切的比喻，则让九龙仓作为长沙第一高楼的形象跃然纸上。我深信，每个读过这首诗的人，一定都会记住这一刻、这一幕，并感受到近些年来长沙作为新一线城市的日新月异。

　　而在《苏州会馆》里，诗人则让眼前情境与不久前的新闻事件相互映衬，从而让读者感受到城市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的某些不和谐。“岳麓山的一些古树被认领/一些古树打着吊针/苏州会馆，是不是三百岁的古树/据说，苏州人愿意修缮，愿意认领/最终两手空空。”当城市建设步伐日益加剧甚至势不可挡，那些老街巷、老建筑不得不纷纷让出自己的地盘，如此不顾一切的大拆大建，是否就一定是正确的呢？即使不得不如此，有关部门与企业对那些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街巷与建筑，是否应该采取措施来进行一定的保护呢？记得济南老火车站被无情地拆掉之后，今天又在计划花费巨资重建。这一拆一建的教训，是否能够给长沙的城市建设提个醒呢？

　　诗集中这样的例子很多，或许正因这些随处可见的抓拍，才让《长沙诗歌地图》不止步于地图，也不止步于历史，而有了相当浓厚的时代气息与烟火味道，而这些烟火味道即使到今天也依然弥漫于长沙的小街小巷之中。

　　再次，叙述与议论相结合，让诗歌地图承载起思考的使命。

　　作为城市诗歌地图，每个呈现对象的史料显然不可或缺，否则文化历史气息难以得到彰显，就会让它失去作为蓝本、导航与史诗的资格，在这一点上陈惠芳做得特别到位。在今天，很多呈现对象其实早已名存实亡，有的连名字也数经变迁，假如没有对这座城市历史、地理、文化变革的充分掌握，根本写不出这样一部诗歌地图来。就我而言，之前对长沙就很不了解，有些地方即使到过也只知道一个名字，而当我读完《长沙诗歌地图》之后，太平街、韭菜园、定王台、黄泥街、白沙井、书堂山、马栏山、梅溪湖、北辰三角洲、蓉园、九龙仓、井湾子、岳麓大道、妙高峰、溁湾镇等这些我曾到过的地方，立马就亲切起来了，也很快有了温度。由此可见，对城市历史、地理、文化的了解，可增进读者对它的认同，也可让人们更快速、更深入地融入到城市之中。

　　同时，对写作现场的呈现也是必须的。这一点，我在前面已有所阐述。正是由于陈惠芳不只是在纸上谈兵，而是亲临每一个呈现对象去观察、去感受、去感悟，正是由于他“刮风下雨走，下雪冰冻走。不分日夜，不计寒暑。因窥视老院，曾被当成小偷。因攀爬老墙，摔个鼻青脸肿”，才让诗集里的每一幅诗歌地图都有十足的现场感与镜头感，才让每一幅诗歌地图都有自身的特色与质感，也才让每一幅诗歌地图都可以充分地调动读者的各种感觉器官。

　　值得指出的是，用诗歌为一座城市立传，光有叙述是不够的，还得有议论来承载对这座城市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思考，而对呈现对象的有关思考，往往最能看出诗人的学养与见识。这本诗歌地图，如果没有体现出作者相当的学养与见识，那也就只是一本简单的地图而已，只是一本解说词的集合而已。好在陈惠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毕业于湘潭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就职于湖南日报社，既有较高的学历，也有丰富的阅历，再加上数十年来笔耕不辍，这就让他在同龄人里“木秀于林”。他显然是一个敢于思考也善于思考的人，他对长沙的许多见解，不但站得高，而且看得远，并因而独特新鲜、振聋发聩。假如他在这本诗集里所发出的声音能被更多人听到并采纳，也许会让将来长沙的城市建设与保护有更多的亮点与更好的效果。

　　读完诗集之后，你会发现他的议论并不止于长沙的建设与保护，而其中不少段落近乎于名言警句。我不妨抄录几句与各位一起欣赏：

　　“大江北去/大师西沉/收拢了的光芒/每天都会按时归来“（《朱张渡》）”小吴门只剩下一个名字/就像从士兵尸骨堆里爬出的将军/最终也只剩下一个威名“（《小吴门》）“臭豆腐丰富了/诗歌贫穷了/我两手空空，走出坡子街/小心翼翼地盯着那根吊臂”（《坡子街》）“左门开，右门闭/大门紧锁/我的心情如此敞亮/进亦出，出亦进/合亦开，开亦合”（《开福寺》）“韭菜园的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像好汉的头颅/青出于蓝”（《韭菜园》）

　　而以上这些议论绝非空泛之论，而是建立在所呈现对象的基础之上，并采取夹叙夹议的手法，让叙述与议论有机整合，在整体上提升了诗的品质。我们都知道，一首好的诗，一般而言与思总是密不可分。

　　最后，自我与城市相映衬，让城市弥漫烟火味。

　　诗人在后记里写道：“长沙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青年、中年、老年的交接，意味着知识、阅历、事业的积淀。长沙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我）诗歌的起点与终点。”自1984年7月进入长沙，至今已有36年，他对这座城市的情感或许早已超过了故乡。我想，他与长沙之间的缘分也许是一份天作之合，长沙让他有了数十年来充实而愉快的工作经历，他则让长沙有了厚重而深邃的诗歌地图。

　　这本诗歌地图里，还不时晃动着他曾经的影子。《湘雅路》里有他岳母手术的经历，他曾“被一只割下的胆所震撼”，乃至感觉到“走在湘雅路上/身后的那些玻璃，闪烁着/刀子一般的光”。而《袁家岭》与《黄泥街》则记叙了他买书与读书的经历：“从黄泥街到袁家岭/从书市到书店/从青春到中年/从油腻的人民币到崭新的人民币/最钟情的两个字，还是/新华。”正因对书的不离不弃，才有了他今天事业与诗歌的成就。“三十年前/当我举着诗歌的火把/走进湖南师大校园时/没有人告诉我二里半/我只知道青春的胸膛/与激情是零距离”的回放，则不但可让读者感受陈惠芳当年的纯真与激情，也可让我们回眸渐行渐远的时代背影。

　　当然，如此厚重的《长沙诗歌地图》，完全没有瑕疵也是不可能的。比如有些篇章似乎有望文生义的嫌疑，有些篇章给人的感觉则有点油滑。另外，有些篇章于表达而言还显得单调。但这只是小节，陈惠芳在今后的诗歌创作中一定有机会加以改进。

　　“传承民族血脉，塑造精神家园”，“城市也是乡土，也是家园”，这是陈惠芳以及由他所主导的“新乡土诗派”一以贯之的诗歌主张。《长沙诗歌地图》的出版，正是对其诗歌主张极有分量的验证，并让“新乡土诗派”与伪乡愁诗有了更为鲜明的切分。陈惠芳用自己的诗歌实践证明乡土诗歌的内容，不仅有历史，也应该有当下；不仅有文化，也应该有生存。而范围则不仅有农村，也应该包括城市。尤其这最后一点，在城镇化比例越来越高的背景之下，它将越来越具有现实的紧迫性与历史的价值感。

　　2020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