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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廉墓碑
在辽宁省本溪市区太子河南岸明山附近，有一处遗址，旧称东坟，现为东芬。这里曾埋葬着一位清朝开国名臣，只是世事变迁、战争破坏及新时期的造城运动，造成名寝不在，只留下一方高大的墓碑，碑头雕刻四龙，碑周浮雕云龙图案，满汉文字刊刻着康熙帝对墓主评价：“自古帝王创业垂统，必懋建本枝以作藩屏，故生隆显爵，殁锡丰碑，典甚重也。尔萨哈廉贝勒负姿忠亮，中外所推，肤功屡建，甲胃躬擐，努力行间，职司邦礼，尽心典则，益著寅清，洵百代所当瞻仰者也。拟封多罗郡王，忽焉长逝。太宗文皇帝眷尔勋劳，追封为和硕颖亲王，以示隆眷。于康熙二年特赐恤典，敕建丰碑。肤今追念前徽，另谥曰‘毅’，重勒贞珉，用传不朽，以示敦睦懿亲之意云尔。”
按制度拟封郡王不成，却被越级追封为和硕亲王，足见太宗对其重任及早逝的痛惜。墓碑建于康熙二年，被纪功歌颂者为太祖次子代善的第三子萨哈廉。按辈分，康熙帝得尊称萨哈廉一声皇堂伯。
萨哈廉，又名萨哈璘。他出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至太祖建国时，年方十岁。他出生后，很得父亲代善喜爱，所分得的财产要比两个异母哥哥岳托、硕托多得多。然而，萨哈廉并未因含着金钥匙出生和成长而骄纵，慢慢成为代善诸子中最杰出的一个。只可惜天妒英才，崇德元年（1636年）正月，萨哈廉患病卧床，死于五月二十三日，享年三十三岁。
为何说萨哈廉为英才？这个根据，可由太宗对他的追封分析得出。太宗对兄弟子侄叙功行赏，准备给萨哈廉多罗郡王，他的死，让太宗决定直接追为和硕颖亲王。
对于萨哈廉的死，太宗是悲痛的，除了辍朝三日、亲奠痛哭外，还在回宫后“于中庭设幄坐，不御饮食”（《清史稿·萨哈璘传》）。如此举止，无疑太宗要做另一种守灵人。论关系，他们是君臣，是叔侄，于公于私太宗都不在守灵之列。然而太宗仍坚持数日，足见对萨哈廉的情感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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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诏褒萨哈璘明达敏赡，通满、汉、蒙古文义，多有赞助，追授颖亲王”（《清史稿·萨哈璘传》），让其兄代善世系，有了三个和硕亲王的爵位，即礼亲王代善、成亲王岳托和颖亲王萨哈廉。即便萨哈廉英年早逝，也算是以功绩创造了仅次于太宗世系（一个皇帝和一个亲王）的尊荣。
太宗如此尊崇代善父子，并非因为二哥是曾经的大贝勒，而是因为岳托和萨哈廉两个侄儿对自己忠心耿耿，建功不少。
单论萨哈廉，除了天命十年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攻打科尔沁部，萨哈廉领精骑五千前往救援为科尔沁部解围外，此后并没有统帅大军独自出征的殊勋奇功。
萨哈廉虽没有参与满洲开国的系列战争，但他在后金扩展的战事中，都有英勇的表现。太祖天命十一年，他跟从代善征讨喀尔喀巴林部、扎鲁特部，以战功受封贝勒。太宗天聪元年（1627年），太宗率军攻袭锦州、宁远时，萨哈廉同十叔德格类等率护军精骑为前锋，又同五叔莽古尔泰等率偏师护卫塔山粮运，大败明军两万人。在攻打宁远明总兵满桂时，萨哈廉力战受伤。天聪五年十一月，太宗亲征林丹汗，萨哈廉与皇长子豪格为前锋，将林丹汗逼至青海打草滩，萨哈廉等率右翼兵两万，攻占归化城。虽然每战不是萨哈廉挂帅，但他都在前驱主将的位置上，足见太宗对这个侄儿很是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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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宗诸多侄儿中，萨哈廉是极其受宠的一个。这是有原因的。
天命十一年八月，太祖病逝。如实行汗位继承由八和硕贝勒共同推举制，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以及掌握太祖亲率的两黄旗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兄弟，都手握重兵，都怀有夺取汗位的打算。论整体实力和个人威望，代善是元妃次子、原定储君，虽曾被汗父严责革除储位，但仍位列四大贝勒之首，辖正红、镶红二旗，实力强大，且长期辅佐太祖治国理政有成绩，诸子都是能征惯战、军功累累。另外，其胞兄褚英长子杜度，掌镶白旗，屡建军功，却对二叔马首是瞻。
八旗之中，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各占其一，多尔衮兄弟占其二，而代善独占其三，有着最强的实力争夺汗位。然而，萨哈廉主导，岳托协同，力劝其父代善全力支持实力一般而能力超群的皇太极：“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自知硬抢或能胜出，但从诸兄弟的性格、抱负、才干、势力及当时明军紧逼、蒙古挑衅和朝鲜敌视的复杂环境来看，唯推出有胸怀韬略的皇太极，才能解决内忧外患的国情，于是说：“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协，其谁不从？”（王先谦《东华录·太宗》）
代善出手支持皇太极，诸执政贝勒只能“皆称善”。皇太极坐上汗位，萨哈廉立了首功。
萨哈廉是一个懂得太宗鸿志、具有远见卓识的青年贵胄。天聪三年，太宗亲征明朝，代善与莽古尔泰秘密准备回师，萨哈廉、岳托等少壮派贝勒“力赞进取”，支持太宗继续进军，“遂由洪山口，克遵化，进逼明北京”（《清史列传·萨哈璘传》）。萨哈廉驻守永平期间，秉承太宗恩养汉人的旨意，录用明朝归降道员、革职汉官等共管地方军政事务，并将造谣后金意欲屠城的明降臣李春旺斩首示众，保得永平一方安定不说，还迅速招抚了周边地区，显示出了卓越的管理才干。
天聪五年三月，太宗命诸贝勒评议时政，萨哈廉说：“图治在人。人主灼知邪正，则臣下争尚名节，惟皇上慎简庶僚，任以政事。遇大征伐，上亲在行间，诸臣皆秉方略。若遣军，宜选贤能者为帅，给符节，畀事权，仍限某官以下干军令，许军法从事。”（《清史稿·萨哈璘传》）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人事和军事有问题，满洲亲贵中有许多无能之辈身居高位，且八旗旗主分权，与君权矛盾，主张改变所用大臣“未必尽得其人”和八旗各行其政的局面。
萨哈廉特别强调，遇到大规模作战，大汗坐镇指挥，诸贝勒大臣都听从调遣。如若调兵遣将，最好选择贤明能干的人为帅，赐给兵符，让他全权办理。这在军事管理上，唯有兵权平时归上承汗意，总理各旗之兵部，凡出征则重新授予主帅以军衔印绶。此举一改太祖以来八旗贝勒各主山头的旧俗，有利于巩固最高领导者的核心权力与持久威权，对于八旗旗主贝勒奉行山头主义、各自为政，有着很好的制约和规定，使军权从根本上掌握于大汗一人而无他人掣肘之虞。
他的建议得到了太宗的首肯，并延续至清末，对清朝军政长期稳固具有无法替代的历史意义。单凭此点，萨哈廉功在太宗，利在清朝，影响了清朝后来推行大将军制，有暂时性实权而非常态化实职。即便不时地出现大将军王，也不能威胁到皇帝对军权的绝对掌控。
此言一出，对于结束四大贝勒同理军政、开启大权集中太宗一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久，阿敏事发，代善主动提出同莽古尔泰位居次位，分坐左右。
天聪九年，诸贝勒大臣屡请太宗改汗称帝，太宗暂时不允或做客套性假辞，萨哈廉命内院大臣希福等再奏太宗：“不受尊号，咎在诸贝勒不能殚竭忠信，展布嘉猷，为久之大计。今诸贝勒誓改行竭忠，辅开太平之基”（《清史稿·萨哈璘传》）。萨哈廉重提军政大权要收归太宗一人，实行皇帝集权，为太宗“受尊号”准备了最好的理由。果然，太宗说：“善。萨哈璘为朕谋，开陈及此，实获我心。”
早在天聪五年，太宗初设六部，以萨哈廉掌管礼部，负责典章制度与外交事宜。他前往蒙古诸部宣示后金国之诸项法律礼仪。天聪六年，后金大军击败林丹汗，萨哈廉贯彻执行太宗的部署，整顿归附后金的蒙古诸部，重建蒙古秩序，从而达到了削弱蒙古势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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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哈廉的才干，不仅在于对外征战、对内制礼，他还拥有敏锐的战略眼光。天聪七年六月，太宗诏问诸贝勒对外战略思想，萨哈廉提出“当宽朝鲜，拒察哈尔，而专征明”（《清史稿·萨哈璘传》），并提出具体的对明作战指导方针。这一条，也是集中优势财力和兵力，对抗最强大的明朝，威慑另外二敌。
正因萨哈廉有着他人不能企及的拥戴、集权、劝进之功及经常性献计献策，故而太宗将他引为良辅，崇德元年萨哈廉患病时，太宗经常去探望，并告诉希福等人：“群子弟中，整理治道，启我所不及，助我所不能，惟尔之赖。尔其静心调摄，以副朕望！”
太宗对萨哈廉寄予厚望，但天不假年，让他过早辞世。“明哲先萎，孰能助朕为理乎”，萨哈廉的死，对于太宗打击很大，甚至以梦境开启了“亲王薨，初祭以牛”的清朝惯例。梦由心生，太宗白日梦见有人请奏“颖亲王乞赐牛一”，其实在太宗心里，萨哈廉就是一个勤恳忠诚的拓荒牛，而且这头牛近乎完美，政治履历中未有过错受罚的记载。这是罕见的，即便是他那同样被太宗引为左膀右臂的大哥岳托，也曾被论罪受罚降爵。可惜的是，崇德八年八月，太宗驾崩，顺治新立，萨哈廉的长子阿达礼“坐与硕托谋立睿亲王，谴死”，至于阿达礼是否真在谋立多尔衮，还是成为平抑多尔衮意欲另立阴谋的牺牲品，不得而知。按理，萨哈廉的忠诚，应该会影响其子。
对于太宗和清朝，萨哈廉居功阙伟，但他没有等到真正封王的那一天就病逝了。其次子勒克德浑于受阿达礼案牵连，被罢黜宗室，但不久被恢复宗籍，封贝勒，顺治二年被任命为平南大将军，顺治五年封顺承郡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清高宗借为睿亲王多尔衮平反之机会，恢复诸王最初封号，并将爵位世袭罔替的制度明确颁行，将萨哈廉世系纳入清开国史上八大铁帽子王体系，传十世十五王。
本文选自《清史不忍细读》，向敬之著，华文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作者简介：向敬之，独立书评人、明清史学者。曾任出版社、报社文史编辑十多年，书评、随笔散见《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南方都市报》《新民周刊》《上海证券报》等。出版有《细说康熙：王朝纷争六十年》《明史不忍细看》《清史不忍细读》《现场与背后》和三卷本《敬之书话》等。《大清定局》《明清破局》《康熙奇局》《雍正迷局》《极简大明史》《极简大清史》等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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