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党的规划治国

　　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百年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从1953年至今，百年大党已经编制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计划）。规划的编制实施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规划治国已经内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规划的制定实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曾反复强调规划的地位作用。

　　《资本论》中写道：“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这里反映了规划的超前性，规划超前于规划的实施。《共产党宣言》提出，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先进国家，需要“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这里反映了规划的共同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生产与生产工具，没有规划则无章可循。《反杜林论》提出“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这里反映了规划的统一性。列宁强调：计划经济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特点。毛泽东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80年10月，邓小平在指出：“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十年规划，中心和着重点不要多考虑指标，而要把人民生活逐年有所改善放在优先的地位。”

　　在总结百年大党规划治理实践后，习近平指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百年大党执政以来，高度关注五年规划（计划）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注重总体性和长远性谋划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年大党就开始了计划编制实施的探索。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一五”计划草案决议。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一共编制了5个五年计划，从编制“七五”计划开始，恢复了由党中央提出五年计划建议的做法。从编制“八五”计划开始，党中央提出的规划（计划）建议，政府编制规划纲要，尔后逐步形成成熟的党领导规划（计划）的编制实施工作机制。以此为范本，各省、市甚至各单位也相应地按照一定的程序制定了规划。

　　在实施规划（计划）方面，“一五”计划初步铺就我国工业布局的骨架。“二五”计划着力以重工业为中心着力工业建设。“三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按农轻工重的顺序进行安排的。“四五”期间狠抓战备。“五五”计划目标是力争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六五”计划是改革开放后首个五年计划。“七五”计划着眼于调整和完善经济结构，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八五”计划目标是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全面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从“十一五”规划开始，“计划”一词被“规划”代替，标志性意义在于实现中国经济社会运行方面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十二五”规划期间，基本形成了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的良好态势。“十三五”规划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十四五”规划《建议》，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规划建议就健全规划制定和落实机制作出安排，即要形成包括规划纲要和专项规划在内的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国家规划体系。

　　规划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从建议到纲要出台，是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的重要途径。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规划制定方向正确和目标坚定，才能确保规划实施的力量集聚和措施稳健。规划制定与实施必须紧紧围绕党确立的总目标，必须落实中央精神，按步骤分阶段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将中央的精神转化为前进的动力。只有把党的领导贯穿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全过程，才能有效发挥党的引领作用。规划治国必须坚持理论创新。理论每前进一步，规划制定实施指导思想也将演进一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表现更为深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规划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六五”计划改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发展内容，其后又陆续将政治、文化和生态纳入其中，形成“五位一体”，这就较好地适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要求。后来，规划性质由单纯指令性向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和约束性并重转变，“十五”计划减少实物量指标、增加了反映结构变化预期性指标，“十一五”规划将指标分为预期性和约束性两类等，“十四五”规划没有规定量化指标，等等，既反映了指导思想的发展，也反映了功能定位的调整，这都是理论创新的结果。规划治国必须坚持开门问策。五年规划纲要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制定、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向全社会公布实施，规划编制过程中的调查研究、衔接协调、公众参与、专家论证等环节，为集众智、汇众力、凝共识提供了重要平台。规划公布后成为社会各方面共同遵循的行动指南，有利于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预期。同时，开门问策还表现在中长期发展规划向世界宣示中国发展战略，有助于是国际社会了解、支持和参与中国发展。

　　优势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规划制定实施的根本保证。规划（计划）所设计的目标任务、制定的政策措施，大多是需要一定年限才能完成，而且有些任务和措施需要跨越多个五年规划（计划）。规划实施要由两届甚至多届党委政府接力完成，但在西方的政治体制下，其执政党大多只考虑执政期内的政绩，甚至会为了党派私利相互拆台。党的领导则可以有效避免两届政府之间互相拆台或否定。在百年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通过五年规划或中长期规划，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

　　优势在于衔接远近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每一个五年规划（计划）都有各自特定的阶段性目标，但是这些阶段性目标都是为实现现代化长远目标服务的。而且在制定五年规划（计划）的同时，还会同时制定较长时段的远景目标规划。如，1955年研究编制十五年（1953—1967年）远景计划，1975年编制定了《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1991年提出十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远景规划。1996年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2020年党中央审议“十四五”规划的同时也审议了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所有这些远景目标规划都是为了把五年规划（计划）与实现现代化更好地衔接统一起来。

　　优势在于优化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利于关照全局性、洞悉关联性、统筹长远性。全局性表现在关照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综合考虑各方面实际情况的不同要求。关联性表现在五年规划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规划，要兼顾各方影响才能适应动态要求。比如“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包括社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治理等方面。各方面是整体推进、互相关联的，不是一个方面孤立地发展。长远性表现在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统筹。比如，“十四五”规划的建议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就把当下跟长远、现实跟未来有机统筹起来。顶层设计对于走好未来每一步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前行征途更艰辛，使命任务更光荣。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一定能够释放伟力，引领未来。

　　来源：长沙社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