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1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文明网“知史明道”订阅号推出党史故事专栏“信仰的力量”，并授权潇湘诗会·丝网开设《信仰的力量》专栏，今天为您讲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外交政策调整的故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外交上作出两个重大决策：一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二是实现中美建交。这为随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更稳定、更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开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对国际形势判断的变化，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发展并不顺利，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台湾问题。1979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给中美关系造成损害。在美苏争霸的战略格局中，苏联日渐处于衰势，多次提出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改变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

　　1982年，为争取和平、寻求建立更均衡的对外关系，中国政府开始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作为新时期基本的外交政策。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郑重申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同各国的关系。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图片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到80年代中期，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判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更加清楚地阐述了中国外交方针的两大战略转变。他说，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战略，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这两个重大转变，对于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具有重大意义。第一个转变，有利于使中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第二个转变，则使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特点更加鲜明。

　　1986年4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从十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作了归纳和总结。这表明，中国基本完成了外交方针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