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术之
“新乡土诗”作为中国当代诗歌领域的重要流派，经历了从兴起、沉寂到复兴的发展历程。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新乡土诗”不仅延续了传统乡土诗对农村、农业与农民的关注，更通过“在场者”视角，以“坚实、简约”的创作风格，构建了城乡融合语境下的新型乡土叙事。“新乡土诗”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时代变迁，更在于它通过诗意的表达方式，为当代人提供了“精神家园”的构建可能，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性的创新融合。在城乡一体化加速推进的今天，“新乡土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正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也为未来诗歌创作提供了诸多启示。
“新乡土诗”的发展脉络与特征
“新乡土诗”的起源可追溯至1987年湖南青年诗人江堤、彭国梁、陈惠芳等人发起的“新乡土”诗歌运动，经行人、胡述斌等人创办的《诗歌导报》的大力推举，逐渐形成了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新乡土诗派”。该诗派以“传承民族血脉，重塑精神家园”为核心理念，倡导“坚实、简约”的创作风格。与传统乡土诗相比，“新乡土诗”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首先，“新乡土诗”的创作主体多为“两栖人”——即那些从乡村走向城市，又在精神上难以割舍乡土的诗人。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能够以更辩证、更包容的目光审视乡土与城市的关系，不再简单地将二者对立起来。
其次，“新乡土诗”在主题表达上实现了突破。传统乡土诗多聚焦于农耕、田园牧歌与农民与土地的静态关系，而“新乡土诗”则更注重展现农村的动态变迁，特别是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对乡村的冲击与融合。如王万胜的《小村史诗》被媒体评价为“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的文学呈现”，唐德亮的《中国乡村，振兴的时刻》则敏锐地捕捉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新变化。“新乡土诗”不再满足于对乡土的浪漫化想象，而是以“在场者”身份深入乡村，通过真实体验与细致观察，呈现乡村的复杂面貌。
第三，“新乡土诗”在艺术手法上实现了创新。它既保留了传统乡土诗的质朴与凝练，又融入了现代诗歌的表现技巧。如彭国梁通过“门弯”“蔸根火”等方言词赋予诗歌浓郁的地域气息，同时以现代诗学提纯，创造出超越地域局限的诗意空间。陈有才的《情歌二重唱》则通过民歌与新诗的结合，既保留了乡土语言的鲜活生命力，又拓展了诗歌的表现维度。
反映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新变化
“新乡土诗”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反映，呈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的特点。
在政策实践层面，“新乡土诗”通过具体意象展现了乡村的现代化转型。唐德亮的《政岐村》中“乡村新闻官”“直播带货”等意象，形象地描绘了政策下乡与乡村数字化转型的场景。吴和君的《十八洞村》则通过“十八洞村”这一新时代“新乡土诗”的新意象，展现了脱贫攻坚的成效。这些作品不再停留在对乡村的表面描写，而是深入挖掘政策落地后的乡村变化，将宏观政策与微观个体体验有机结合。
在城乡关系处理上，“新乡土诗”呈现出更加辩证的态度。方雪梅的《地铁上的农民工》“你们放低身子席地而坐/却把一种纯朴高高举起/其实 来自原野的你们是干净的/你们的汗水 目光和力气/都是干净的/包括那圣洁的疲惫/和厚道的心”，表达了对乡土传统在现代转型中的阵痛与坚韧的思考。这种处理方式打破了传统乡土诗中城乡对立的二元模式，转而探索二者融合的可能性。
在人物塑造方面，“新乡土诗”更加注重个体的生命体验与情感世界。王单单的《小康入门记》以扶贫干部的视角，通过日常细节展现贫困户对“爱”的渴望，揭示了政策执行中的复杂情感与个体困境。唐德亮的《黄文秀》则不从概念出发，而是从生活出发，在浓郁的乡土气息中塑造先进典型，展现了脱贫攻坚中人物的真实面貌。这些作品通过聚焦个体命运，将宏大的时代主题转化为具体的诗意表达，使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充满生命质感的文学形象。
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价值
“新乡土诗”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具有独特价值。
在文化传承层面，“新乡土诗”通过方言、民俗符号与历史记忆的保留与转化，维系着乡土文化的连续性。彭国梁的《野店》中“门弯”“蔸根火”等方言词赋予诗歌粗粝的泥土感，使地域文化得以诗意呈现。同时，“新乡土诗”也关注传统手艺的存续，如雷平阳的《铁匠铺》中打铁，其手艺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消失的危险，这一描写引发了对传统技艺保护的思考。
在创新价值方面，“新乡土诗”通过融合现代性与本土性，拓展了乡土叙事的现代维度。胡述斌的“后乡土诗”将城市空间纳入书写，如《与城市握手》中“高楼大厦如稻田”的隐喻，体现了身份认同的重构与城乡融合的可能。“新乡土诗”的创新不仅表现在题材的拓展上，更体现在艺术手法的革新上，如雷平阳的《基诺山》将超现实的笔法用于追溯生灵的变迁，探索乡土社会的精神内核。
在“精神家园”构建方面，“新乡土诗”通过自然意象与生命体验，为现代人提供了对抗消费主义异化的精神归宿。胡述斌的《湘江颂》则以更宏大的视角，将“精神家园”提升至民族文化的高度。诗中写道：“啊，湘江/我的湘江/你的水/是傲骨的液态/是灵气的诗章/是我乳时的奶水壮时的精粮”，赋予湘江以主体性与主动性，使其成为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符号。湘江作为地理实体，被诗人转化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流动载体，承载着湖湘文化的厚重历史与现代转型，为读者呈现了一座安放现代人乡愁的“精神家园”。
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及其对未来诗歌创作的启示
“新乡土诗”在当代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首先，它与“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深度合拍，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学见证。其次，它被列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百大诗歌流派之一，其影响力从湖南扩展至全国，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第三，它通过融合现代性与本土性，为乡土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乡土文学摆脱了“21世纪的乡村现实与20世纪的乡土创作理念”整体倒挂的局面。
“新乡土诗”对未来诗歌创作具有多方面启示。在主题选择上，它启示诗人应关注时代变迁中的乡土经验，将个体生命体验与宏观时代主题相结合。在艺术手法上，它启示诗人应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探索城乡融合的新型叙事。在文化传承方面，它启示诗人应以现代意识烛照乡土经验，在泥土深处挖掘诗性光芒，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精神探索方面，它启示诗人应关注现代人的精神困境，通过乡土经验寻找心灵慰藉，构建“精神家园”。
“新乡土诗”的挑战与未来展望
尽管“新乡土诗”取得了显著成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诗人深入现实不够，缺乏真情实感，导致一些作品出现概念化、程式化倾向。其次，如何将个人化写作的有益经验和“主流”题材嫁接在一起，避免滑向表决心、喊口号、做代言，使作品显得虚假、矫饰，仍是需要解决的难题。第三，如何在坚守“土”特质基础上拓展表现手法，注重生命内驱力呈现，也是“新乡土诗”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未来“新乡土诗”的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一是深化“史诗性”书写，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置于新时代“史诗性”的写作框架中进行有深度、广度、高度和力度的抒写；二是平衡抒情主体与抒情客体之间的关系，避免将乡土过度浪漫化或概念化；三是加强生态意识的融入，关注乡村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四是探索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技巧并本土化，创造更具国际视野的乡土诗学。
“新乡土诗”作为连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重要文学形式，其未来发展将不仅影响中国乡土文学的走向，也将为世界文学提供中国经验的独特表达。在全球化背景下，“新乡土诗”的价值将进一步凸显，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乡土诗”的时代价值，既体现在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现实的敏锐捕捉上，也体现在对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探索中，更体现在为现代人构建“精神家园”的哲学追求上。从“新乡土诗”到“后乡土诗”的演变，反映了中国乡土文学从“两栖人”的自我抒发到“新市民”将城市从“客人”身份变成“主人”身份的转变，体现了中国诗人对乡土与城市关系的深刻思考。
在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新乡土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为当代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是对乡土中国的诗意呈现，更是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回应。“新乡土诗”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将乡土从“静态的根”变为“流动的网”，在城乡融合的复杂图景中，为每个个体寻找精神的支点与灵魂的栖居。这种价值不仅具有文学意义，更具有社会意义和哲学意义。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新乡土诗”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它需要不断突破自身的局限，探索更丰富、更深刻的表达方式，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新的可能。“新乡土诗”的未来在于它能够将乡土经验转化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全球化语境中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乡土的独特魅力和现代潜能。
2026.1.25于长沙青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