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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乡土诗到后乡土诗: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与价值追求

——以胡述斌《过汨罗江》《洞庭渔樵》为例

作者:聂 茂

(刊《长江文艺评论》2020年第3期)

  [摘要] 作为“新乡土诗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胡述斌,曾与友人创办《诗歌导报》,发表了大量的新乡土诗歌,为该诗派的创立、发展和扩大影响做出了突出贡献。本文分析胡述斌的两首诗,《过汨罗江》彰显了历史凭吊者的文化乡愁与家国情怀,《洞庭渔樵》包含了作者现实反思中的精神追问,从中可以窥见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和创作追求。三十年来,新乡土诗派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并呈现出后乡土诗的审美特征。胡述斌的创作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变化:题材的广泛、内容的丰富、手法的新颖、思想的深邃等,都突破了新乡土诗的价值追求和书写范式,胡述斌让诗歌创作成为一场精神苦旅,他讲究情绪的挥发、流动的意象和古典的气息,追求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和朦胧的美感,而这些,正是后乡土诗的特质所在。

  [关键词] 新乡土诗;胡述斌;文化乡愁;精神家园;后乡土诗

  

一、时代语境下的一个诗派与一张诗报

  胡述斌是湖北武汉市黄陂区人,长期在长沙工作和生活。他是“新乡土诗派”元老级人物,也是该诗派的幕后英雄和主要推动者。而一般的媒体报道和相关研究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常见的文字是:“新乡土诗派”于1987年由青年诗人江堤、陈惠芳、彭国梁等人共同创立,诗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一个“等”字似乎包含了胡述斌的功劳,但实际上,这种表述远远不能与胡述斌对该诗派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相匹配。

  原因在于:“新乡土诗派”之所以形成后来的气候或影响,与《诗歌导报》的创办不无关系,而胡述斌正是创办这张报纸的幕后英雄。与此同时,一个诗派的形成,没有一个平台或一个载体的聚集和推介,也是很难想象的,而胡述斌正是这个平台或载体的主要推动者。关于创办这张报纸的种种艰难及其所曲折经历,足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而胡述斌无可争议地成为这本书的主角。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特殊年代里,要创办一张报纸,仅凭想象和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当时,没有经费,胡述斌二话不说,掏出了准备结婚用的900元积蓄作为第一期的印刷费。编辑部设在长沙,租的地方也是胡述斌设法找到的。作为第一期至第四期的编辑部主任,无论是申报刊号(内刊报备)、办报经费、稿件处理、营销发行,以及与办报相关的各类人际关系、日常事务和诸多杂事,胡述斌事无巨细,全身心投入其中,亲历亲为,不计回报。从第五期开始,胡述斌做了社长,责任更大,担子更重,他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将诗报的影响越做越大,成为当时全国性民间诗报的一面旗帜,“新乡土诗”持续的影响力也由此受到全国瞩目。

  可以说,没有《诗歌导报》不遗余力地对“新乡土诗”的发表、策划、推介和宣传,就不可能有后来广泛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作为一个诗歌载体和媒介平台,《诗歌导报》为“新乡土诗”所做的标志性的事件主要有:该报先后用了八个整版开辟“湖南新乡土诗群专版”;从第二期开始,该报连续不断推出“中国新乡土诗大展”;他们召开了中国首届新乡土诗研究讨论会,并用了一个整版推出“中国首届新乡土诗研讨会笔录”;通过胡述斌的精心组织和认真策划,该报在第六、七期(合刊)专门开辟了“世界华人新乡土诗大展”,使新乡土诗走出了中国大陆,走向了港台及海外华人诗坛。总之,该报前后历时3年,共出版诗报10期,却几乎成了《新乡土诗专报》,为日后“新乡土诗派”的鼎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两栖人”、“家园”、“新乡愁”等当年诗坛流行的关键词,都是从这张报纸上脱颖而出,直击人心,成为“新乡土诗”理论方面的代名词。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诗歌导报》,“新乡土诗”只是当年两千多个“诗派”中的一个,早已烟飞云散;没有胡述斌的默默付出、倾心投入和辛勤奉献,《诗歌导报》也不复存在,“新乡土诗”也就很难出现在广大诗歌爱好者、读者和评论家面前。

  关于与此报的渊源,胡述斌曾发表文章《一张诗报与一个诗派》[1],详细讲述了创办该报的酸甜苦辣,现在读来,还让人激动不已。岁月无痕,花开有声。胡述斌从不计较别人对他的评价,每每听别人说起“新乡土诗派”,他从不为自己争辩什么,总是谦逊有加,保持应有的微笑。这些年,他利用自己的工作平台,不断帮助别人推出新的作品,包括诗歌、歌词和歌曲等。他创作的歌曲《香格里拉》《月亮锁》《永远的雷锋》《老兵》《老婆》《在长沙,我等你》传唱一时,并摘得各类大奖。无论身份如何变化,他骨子里还是一个诗人。虽然他出版过长篇小说《短信男女》,但他更看重出版的诗集《情系古河道》《香格里拉》《南方大雪》。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歌词和音乐创作、乃至长篇小说创作,都是新乡土诗派精神血脉的延续或另一种表达形式,是新乡土诗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出现的创作变化。在一首《父亲,您是我的胆》中,胡述斌深情地写道:“我像一棵瘦弱的秧苗/长在贫瘠的土地上/阳光和雨露穿过别人的缝隙/投射到我的身上/我瘦小的身体和灵魂/时常手足无措/终究,没有蔫黄/父亲,您是我的胆。”这样的诗歌,还是胡述斌的风格,与最初的书写相比,却又有了些许不同,这些不同,或许可以用“沧桑”与“深沉”来形容,国家的改革,个人的成长,生活的变迁,他已不是少年的单纯,即便面对父亲,也有了无法言说的感受,这首诗,他写出了对于亲情和乡情的无法割舍与浓浓的爱,彰显出诗人从“新乡土诗”向“后乡土诗”的创作转变。

  本文主要以胡述斌的两首诗歌《过汨罗江》和《洞庭渔樵—赠汤青峰》为例,来探讨诗人的创作冲动与价值追求,以及“新乡土诗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些审美追求与书写变化。这些追求和变化,主要体现在题材的广泛性、内容的日常性和思想的深邃性等方面:前一首诗主题为凭吊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希望世人传承屈原的家国情怀与叩问精神;后一首诗表达诗人了对辛勤劳作的平民(渔夫)与杜甫的歌颂,以及对现代化城市的担忧,呼唤回归人的天性。这两首诗包含着明晰的“新乡土诗派”的审美底蕴,但又展示出现代性风格的变化:陌生化效果与朦胧式的美感,诗人的创作诉求呈现出日常生活下的精神苦旅,字里行间充溢着情绪的挥发、流动的意象和古典的气息,有着强烈的反讽和隐喻特色。


二、《过汨罗江》:历史凭吊者的文化乡愁

  作为“新乡土诗”的幕后英雄和主要推动者,胡述斌的贡献不仅仅是积极创办了《诗歌导报》,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新乡土诗”创作道路上持续进行探索,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本节试图以解剖麻雀的方式,通过分析胡述斌的《过汨罗江》,来阐释他的创作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呈现的时代意义。  显然,这首《过汨罗江》,其主题就是凭吊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屈原在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胡述斌途径汨罗江时追溯历史,有感而发,怀念屈原的情怀与精神,并呼唤世人把这一腔爱国热情的历史血脉永久传承下去。

  诗歌聚焦“河水就这般忧怨”,起笔就叫人心痛。“忧怨”二字为全诗奠定了悲伤沉痛的感情基调,暗示了作品深层次的文化乡愁;河水本身没有情感与知觉,因为作者对诗人屈原的伤感,从而使河水赋予了人的感情。拟人化的“河水”的忧怨包含三种意蕴:一是汨罗江作为历史的见证者,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本身就为楚国的衰败、灭亡而忧愁;二是二千年前的屈原担忧危在旦夕的楚国、为生民而忧的情绪感染了河水,正如《离骚》中所写:“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2];三是作者胡述斌在途径汨罗江时,对屈原的怀念与凭吊,产生了忧愁的思绪,进而带给读者一种“绿水本无忧,因风起皱;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的感觉。

  请看:“每一个浪头,都在向你召唤”。这里,诗人委婉地表达并且暗示了屈原投汨罗江而逝的结局。这里颇具反讽意味:屈原之死并无法归咎于浪头的召唤,而是由于楚怀王的昏庸懦弱,招致亡国之祸。屈原对家国命运满怀绝望苦闷,加之对楚国子民的愧疚无奈,才选择了投江。

  胡述斌作为一名历史凭吊者,站在时代的风云大潮中,以屈原的忧国忧民作为聚光点,书写一代知识分子内心的不忿与遗憾、落寞与孤寂。在诗人看来,优秀传统文化的式微以及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许多人身居其间,却并没有感受到应有的危机,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这是无法阻挡的潮流;另一方面,受这种的潮流,不少的传统文化过度开发而遭到损害,这使作者深感忧虑,他将单纯的乡愁提升到文化的高度,“写出了乡愁背后的文化落差与精神渊源。” [3]

   “穿过楚地/你的脚印浅浅深深/一些泪洒衣襟,一些热血沸腾的故事/开始在足迹里发芽,生长”。显然,“楚地”一词着重强调故事发生的地域,昭示了胡述斌对于家乡故土深厚的感情。另外,“穿过楚地”的行为并没有主语,他既可以是二千年前的屈原行吟于此;也可以是游历汨罗江的胡述斌本人;既可以是屈原和胡述斌的合二为一者,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在楚地上行走的陌生人,这样的书写,留下了巨大的空白,使文本增加了时空的重叠感和历史的宏大感。

  屈原的《离骚》《天问》《九歌》得以流传,他深沉的爱国精神、宁死不屈与追求真理的执着,同样被后人承袭。这些“故事”以楚地上保留的屈原遗迹作为诗歌发光的种子,进而“发芽、生长”,这两个富有生命力的动态词汇,冲淡了前面营造的悲伤氛围,呈现出蓬勃与葱郁之势,这样的亮色是作者有意为之。胡述斌郑重地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沉湎于悲伤的历史,重要的是吸取历史的教训。

  诗中还有这样的句子:“你踏浪逆流而去/于江水与天地相接之处”。胡述斌突破了语言的规范,使用“逆流”这一词汇,彰显出屈原在黑暗社会中的挣扎与反抗;强调了他的人格精神,不随波逐流,而是在时间的锤炼中愈加珍贵。“江水”“天地”两个意象,勾勒出一幅宏阔壮观的自然景观,格局远大,具备“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立体空间美感,同时表达了诗人对朴素诗意乡土的向往。“都在血管里聆听你的足音”,“足音”实则为屈原的诗歌与精神,“在血管里聆听”表明生活在楚地的后人有着屈原的血脉,并且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楚地啊,这九鼎的熔炉/煮沸你被泪水凝固的热血/我看见/太阳之外还有一个太阳”。这一节展现了诗歌的“陌生化”特征,胡述斌通过运用新奇的比喻 “九鼎的熔炉”,放飞了想象的翅膀,超越了公共空间,对事物进行创造性的表现,以此反抗并刺激读者阅读,实现新颖的审美感受。“凝固的热血”,说明屈原的沉江从肉体上宣告了他的死亡,但他的爱国精神永不泯灭。而太阳的意象,第一个是自然界的具有“本源意义性”的太阳,它超越时空特征,被不同种族所理解;第二个则是屈原,他如同太阳,千年来散发着不息的光芒。

  关于屈原的故事,对胡述斌而言,从未淡忘,历久弥新,使他的诗歌主题不断得到深化,他用不同方式,表达了对屈原由衷的钦佩与热情的歌颂。除《过汨罗江》一诗外,胡述斌还创作了《端午读<离骚>》《问候屈原》《向屈原忏悔》《汨罗江畔》《汨罗江,生命之江》等一系列诗歌凭吊屈原。与其说是作者对诗人屈原的怀念敬仰,不如说这里的“屈原”、“汨罗江”已经化身为一个文化符号,代表着楚地千年来的文化,胡述斌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作为生在湖北、工作者湖南的诗人,胡述斌觉得历史上的“楚国”恰巧就是今天的湖北、湖南,因为对屈原的怀念也是对自己故乡的怀想,或者说是他另一种形式的文化乡愁。

  众所周知,当前社会还处于改革转型的阵痛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曾经的故土——清澈的江水、质朴的人们、大片的田野逐渐被高楼大厦、灯红酒绿所取代。“当前兴起于我国社会生活中的文化乡愁、怀旧情绪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从它的产生原因来看,确切地说,它往往是社会发生变迁或转型时期的产物。它通过对过去的重构和再造,不自觉承担起了对人们所遭受的文化伤害的救赎与抚慰功能。而以健康、理性的文化心态去面对当前的文化矛盾,是走出文化乡愁情结,重整中华文化气象,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性。” [4]作为一种精神慰藉,文化乡愁可以视为现代都市人种种压力下安身立命之的精神支柱,具有本源的意义与自足的价值。胡述斌用诗歌深刻地诠释了这种意义与价值,这使得他的诗歌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新乡土诗,而进入到一种后乡土诗的时代。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乡愁,不仅仅是对某时、某地、某人的怀念,而且是对‘文化地理’的眷恋,对‘历史传承’的牵挂” [5],由于现代人挣扎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倍感孤独、迷茫、无助,因此转向故园情景、田园牧歌寻求精神抚慰。这就陷入了身体与灵魂的“两难境地”——“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潜隐在当代中国文化中一个内在悖论:现代化?抑或是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在这种乡愁中分明有两种力量在撕扯着它:既想物产富裕、生活现代化,体会新鲜的经验,又想悠闲、稳定、安逸。这是一种难言的酸楚,是全球化途中现代人心底的煎熬。”[6]胡述斌的书写带给了读者关于“诗与远方”的重新思考,是“新乡土诗”向“后乡土诗”审美转变的书在所在。


三、《洞庭渔樵》:现实反思中的精神追问

  如果说,《过汨罗江》表达了诗人胡述斌作为一个历史凭吊者所拥有的一份文化乡愁的话,那么,《洞庭渔樵》则更多地抒发了作者对于现实反思中的一种精神追问。这首诗的副题为“赠汤青峰”,汤青峰是《茶文化采风》[7]一书的撰稿人,是胡述斌的好友,一个可以称之为“知己”的人。《过汨罗江》写的是历史人物及其对于后人的启迪,而《洞庭渔樵》写的则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以及作者对于理想价值与生命意义的思考。写历史,观照的是现实,诗中的屈原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作者崇拜的爱国者;写现实,反射的是历史,诗中的汤青峰既是作者的好友,又是一个知己,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同时,汨罗江作为洞庭湖的一个入口,胡述斌借此作为精神血脉和文化纽带,使两者既互为关联,又相互应证。实际上,诗人胡述斌藉由这两首诗,由历史而现实,由屈原而汤青峰,诗人和诗歌文本、诗人和历史、诗人和现实、诗人和读者等都融为一体了。这正是“新乡土诗”向“后乡土诗”主题拓展之创作转变的表征所在。

  具体地讲,胡述斌的这首《洞庭渔樵》,从渔夫唱着歌谣写起,一路撑船而上,却发现没有涯岸可停;当行至杜甫江阁时,与一千多年前的诗人杜甫产生了遥远的共鸣与回响,便决定选择在这里靠岸。这里的靠岸,既是现实生活的真实靠岸,又是向历史深处的精神靠岸。诗歌主要表达了对日常生活的渔夫与历史上的杜甫之赞颂,以及对城市现代化的担忧——自然美景难寻,高楼大厦林立,极大地压抑着人的天性与自由。

  首句的“多水之地”是一处没有被现代文明打扰的“世外桃源”,我们并不知道这一处地方在哪里,可能是宁静的村庄、雾气蒙蒙的湖边,也可能是从一千余年前杜甫的时代撑船而来,流动在历史的长河里。由此及彼,诗歌中的“你”就具有了多层意蕴,不单指渔夫,而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是情怀、是本真、是流动的自然、是人类的代代传承。汹涌而浩渺的波涛像伴奏歌声的鼓点一般,激荡着渔夫的胸怀,给人荡气回肠之感。江流激荡的声音“让黄鹂四散/让燕雀高飞”。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黄鹂选择仓皇四散,燕雀选择翱翔高飞,暗示了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人生选择:志存高远的人如同燕雀,庸庸碌碌的人就如同黄鹂。

  “你独自撑着乌蓬船/逆流而上/长长的水路啊/何处是你的涯岸”。诗歌的情绪与色彩暗淡下来,弥漫着挥不散的孤独气息。“借问酒家何处”化用杜牧《清明》一诗,增加了古典的韵味,描绘出细雨纷纷、杏花灼灼的景象,然后来到了杜甫江阁,很自然地想起了历史上这个伟大的诗人。作者缘何选择了杜甫,而非其他的诗人?首先,作者有着浓重的乡土情怀,杜甫江阁建于湖南长沙,所以选择了这个诗人;其次,杜甫号称诗圣,他的诗被誉为“诗史”,他心系天下、忧国忧民、不忍唐朝满目疮痍,这与作者的忧患意识有关,他担忧过度城市化,使宁静的村庄、美丽的自然消失,他与杜甫的历史共振促使“你”在这里上岸,寻找仅有的静谧和残存的诗意。

  历史上,杜甫也有万般无奈,他和渔夫一样,是渺小、卑微的、世间的过客。甚至,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愿望,在他逝世的千年之后仍未能实现。作者因此写“他赊的酒账,至今仍未还清”,“酒账”实则是杜甫心系苍生、胸怀天下的抱负,始终未能实现的志向,留下了永恒的遗憾,令读者扼腕叹息。

  城市化的过程是历史的选择,无法阻挡。“少水的地方”与诗歌第一句“多水之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多水之地生长、养育的是自然纯朴的人们,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少水的地方生长的却是钢筋水泥。“渔网和柴刀自然应该丢弃”,证明进入了城市,必然要舍弃一些东西,这些可能是已经落后的文明,比如“渔网、柴刀”,被更先进的设备所取代;还有自然的馈赠,要一并舍弃,放弃“春风又绿江南岸”,放弃炊烟袅袅、小桥流水的大自然生活,转而被高楼大厦取代。哪怕你胸中无比激荡、心怀远大,一样要被现实压抑。“八百里”不是一般意义上指的江水的面积,而着重强调了渔夫的心怀壮阔,说出了诗人对他的敬佩。每个人都要被城市的快节奏压抑,无论多么广大的胸怀,你都只能在缝隙中喘息,并且装得不露声色。诗中的“静静”二字,是作者在反思现代人之间形成的无形的隔阂,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不愿交流,心中有事不会说给别人听,悲欢离愁都由自己承受,这就是城市现代化所带来的后果,颇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

  “好在/你终于发现了一个岸”。作者给了渔夫美好的结局,不论在江河漂泊了多久,所幸终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这个岸,是杜甫江阁,也是胡述斌的心中桃源,它在城市化过程中被保护存留下来,承继了历史的沧海桑田,是城市中少之又少的“净土”。

  最后一节与诗歌第一节前后呼应,渔夫唱着洞庭的歌谣而来,寻找到可以依靠的岸,心中八百里洞庭的湖水得以安放;不必在钢筋的缝隙中流淌,而是可以在胸中翻滚、在心里涌动、在血脉里吼叫。洞庭、澧水与资江融入了他的血脉,强调了对自然的追寻与执着。“吼叫”被作者反复书写两遍,既是渔夫终于寻找到涯岸的畅快释放,更多的是诗人对返归自然的呼唤、对城市压抑的宣泄,是代替无数挣扎在城市中的人们发声,振聋发聩,意蕴深沉。

  胡述斌写诗赠友人,其实上是通过杜甫的诗歌中介,或者通过汤青峰的情感中介,赠给另一个自己。所谓杜甫江阁,也是诗人心中的乌托邦,是每个都市人都向往的桃花源。因为“这里的‘城市’与‘村庄’只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城市’代表了不断被物化的世界,‘村庄’代表了梦想中的精神家园。” [8]而作为“被物质世界边缘化的精神缺失的”这种典型的新乡土诗书写的“两栖人”,在精神严重失落的都市中,只能转向对乡土的缅怀,从而获得暂时的轻松。胡述斌振聋发聩的诘问正是对失落的人性的呼唤,是对现代文明背景下当代人精神虚无现象的反思。他通过诗歌创造了理想的乡土世界,关怀人类生存的终极价值,寻回朴素、善良、真纯的“乡村品性”。


四、“后乡土诗派”的现代性追求

  通过胡述斌上述两首代表性诗歌《过汨罗江》和《洞庭渔樵》深入细致的文本分析,一个强烈的感受是:诗人创作所聚焦的主题更为集中,表现手法更为圆润,艺术张力更显锋芒,审美品格更加高蹈,忧患意识更为突出,书写情感更为丰沛,蕴含历史与现实的指向更为广远,一言以蔽之,现代性意味更为强烈了。而这些,恰恰是“新乡土诗”创作者们所缺失或发力不够的地方。

  所谓“现代性”,这个概念最初由西方学者提出,其在中国社会表现为“人的个体存在的自我主体性危机。这些‘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追求,主要是建立在对于近代市民社会中文化的自我满足的批判,以及日常经验中主体世界的崩溃与对于日常世界的超越的追求之中。” [9]新乡土诗派将“现代性”作为底质,只是其诗歌精神指向更落实于本土,落实于“小我”的情感世界,落实于现代时空下中国人自己的“现代感”。“新乡土诗派”并不着意于展现乡村风光和牧歌情调,不刻意书写乡土的本源意义和本土意识,而是传达着回归乡土所总结的诗人情怀、感受和新的精神感悟。

  经过了三十年的发展,目前,“新乡土诗派”的创作者并没有放弃对故土的讴歌,同时审视身居其间的都市生活,对“现代性”的追求有了新的感悟、新的主张、新的尝试,至少胡述斌是这样努力的。在《故园咏叹》中,他写道:“都市的裤脚/不再沾有泥迹/祖籍已成为掌故/但中国大米一次次的亲近/使都市保留血统”。胡述斌写城市,虽然还带着农人的视角,但对城市不再恐惧与隔阂,而是习惯与热爱。在《摩天大楼》中,他直言城市的高楼大厦,不是将城市与农村分割开来,诗人眼里的城市是这样的:“农夫遗失你/是历史的误会/农夫的兄弟用泥土/塑成你的皮肉/经风耐雨如农夫的脸”。说到底,任何一座城市,最初的时候都是荒野,都是农村;最初的城里人也是从农村或别的地方迁移过来的。没有一个人,生下来与农村没有任何关连,只是纯粹的城里人,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城市化快速扩张的过程中,许多年轻的城市,居民们大都是农人。

  最能体现胡述斌这类思考的,是他的《与城市握手》。在这首诗中,胡述斌感觉“登上城市的楼顶/如父亲走向稻田”,父亲对于稻田的熟悉与他作为城里人对于高楼大厦的熟悉是一样的,城市不再是漂泊的地方,而是他的根,他的灵与肉都将栖息在这里,他的魂也会在这里缠绕,就像他的父亲对于农田的缠绕一样。“肥沃的月光/滋润城市的土地/这是我儿子的田园/父亲抚摸稻田的神情/教导我如何亲近城市的土地/我该与城市握手言欢”。这是诗人的警醒与反思:夜深人静之际,仍然会思念故乡,会思念父亲的容颜。想起因为自己在城里扎下根里,父亲不是哀伤,而是骄傲,他总是告诉乡亲们:城市那片土地,就是我儿子的田园。父亲将“我”从他身边推开,他希望儿子能够在城里扎根,他对稻田的爱,就是教“我”学会对城市的爱。而“我”,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教导,不仅学会了“与城市握手言欢”,而且真实感受到“夕阳摄你入背景/你是土地宽大的喉节”(《摩天大楼》),城市与乡村的关联是胡述斌笔下是如此紧密又和谐。

  以上种种努力使胡述斌的诗歌呈现“后乡土诗派”的风格。所谓“后乡土诗”,它首先表现在创作者的身份转变上,他们不再是“两栖人”的自我抒发。如果说,“新乡土诗”重在对“两栖人”的精神建构、虽然身在城里但更多地以乡村人自居,强调城市只是诗人的生命过程程或漂泊地的话,那么,“后乡土诗”的写作者,已经把城市从“新乡土诗”的“客人”身份变成了“主人”身份,写作者也不再强调精神上的漂泊和焦虑,而是重在对城市本身建设的献计献策上,就像父辈对于农田的一样,他们已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脚下这片土地的辛勤耕耘。胡述斌有一首获奖歌词《在长沙,我等你》,诗人在介绍“橘子洲头”、“岳麓书院”、“湘绣”、“湘菜”等长沙传统的核心地标与文化符号时,如数家珍,就像一个农人对于家里的宝贝和村里村外的景点了然于心一样,此时的作者,就是一个热情的主人,他真诚地欢迎四面八方的客人来到他的家---长沙来作客。

  与此同时,“后乡土诗”在意象上,也不再局限于对白菜、草垛、锄头、镰刀、池塘、水井等乡村生活的抒情,而更多地把目光聚焦到城里的山水、建筑和景观上;在审美追求上,不再追求文字的通俗和逻辑的规范,而是积极寻找陌生化与朦胧美;在细节处理上不再用冷色调强调乡村的自然美,而是从城市里的光亮处出发,尽可能展示人的温情与物的简约,讲究贴合,不失诗意;在价值诉求上,不再以“小我”为中心,而是借助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强调精神的反思和现实的批判。基于这样的分析,胡述斌这两首诗歌,就艺术形式而言,有着极强的张力、深刻的意味、丰沛的感染力,更加接近了“后乡土诗派”的本体意义和基本特征,后乡土诗的写作群体如梁尔源、陈惠芳、草树、罗鹿鸣、刘起伦等诗作中都有充分的反映。其中,陈惠芳作为“新乡土诗派”三大主将之一,在江堤英早逝和彭国梁不再写诗之后,这些年来,他一直辛勤耕耘,写下了大量诗作,这些作品,与他早期的“新乡土诗”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胡述斌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有创新意识的人,特别是他长期在宣传部门工作,对如何有效抵达受众、如何让自己的作品与时俱进、如何让高雅的诗歌艺术得到大众的热爱,他是有过许多思考,也有过很多实践的。例如,《过汨罗江》中“楚地啊,这九鼎的熔炉”和《洞庭渔樵》中“他赊的酒账,至今仍未还清”,这样的表达具有明显陌生化特征,偏离了新乡土诗贴近泥土的表达,挑战了人们的审美经验和生活习惯,增加了读者理解的难度,但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从而使阅读的感觉回溯在字里行间,增强了诗歌的意象符号所荷载意义的价值功能,使读者感受到文字的朦胧美。与此同时,作者通过营造至真至纯的辽阔天地,引导困惑的现代都市人积极反省,停止在都市中的“异化”和对大自然的掠夺,用自然之美对抗人性之恶,用人性之善批判心灵之黑,用情感之真呼唤诗意生活的价值回归。

  胡述斌的诗歌创作追求情绪的挥发,在文字节奏上讲究音乐美和流动美,是“永远地必须立即一个知觉转向下一个知觉”,诗歌中间的语句虽然中断,气息却没有中断,情感也没有中断,这大致等同于音乐上的不稳定感。他曾说过:“乡土,应是一片广阔的疆域。乡土诗,也应该是一个广阔的概念,不只限于农村题材和歌谣体诗。整个中国大地,都在乡土包容之内。只要不是贵族气十足、脂粉气十足和晦涩难懂的古怪气十足,而具有中国诗味、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诗,都是乡土诗。” [10]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过汨罗江》和《洞庭渔樵》中,胡述斌还毫不隐讳地表达了对中国古代诗人屈原与杜甫的敬佩、怀念、虔诚的感情,诗歌中也化用了古体诗,如“借问酒家何处”一句,歌颂伟大诗人的精神和情怀。而《洞庭渔樵》一诗,不仅构建了一个自己的理想世界,也抒发了对杨柳依依的现实之岸的向生。胡述斌深知一个诗派的发展,不仅要有历史的底蕴,更要经过时代大潮的冲洗,要留下现实生活的文化刻痕。

  换言之,胡述斌的创作冲动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而是感时伤国,秉承屈子、范公之忧国忧民的精神余脉,立足泥土,主题更加闳阔,意境更加宏大,不仅气韵生动,更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深刻的反省精神,这种后乡土诗的写作风范使得他的创作不求体量,注重品质,真正做到有感而发,不吐不快,唯其如此,他的诗歌才会自然流畅,气韵生动;也只有如此,他的作品才会诗意十足,回味无穷。

  

  [参考文献]
  [1]胡述斌.一张诗报与一个诗派.理论与创作,2011.(2):22-28
  [2]张立华.楚辞章句补注.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3-48.
  [3]欧阳友权.论新乡土诗派的诗品与文心.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1(1):55-59.
  [4]种海峰.社会转型视域中的文化乡愁主题.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8.(4):128-132
  [5]罗青.文化乡愁历史情——追记乡愁诗人余光中先生.文汇报,2018年2月1日
  [6]同注4.
  [7]李湘树.文化茶香透俗雅——评陈先枢、汤青峰《茶文化采风》.文史拾遗,2008(2):33-35
  [8]陈惠芳.长途跋涉的诗歌之旅——新乡土诗派概论.创作与评论,2012(7):32-35
  [9]灵焚.浅谈散文诗与现代性.当代作家评论,2016(3):89-93
  [10] 同注1


  

  【作者简介】聂茂,湖南祁东县人。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湖南省小说学会副会长,湖南省视觉艺术评论委会副会长,首批湖南省“三百文艺人才工程”入选者,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委,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鲁迅文学奖评委等。曾先后就读于鲁迅文学院、复旦大学和湘潭大学。1999年出国留学,2004年7月学成归国,被中南大学以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同年9月由助教直接破格晋升为教授、学科带头人。已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方文坛》《小说评论》等发表文学评论130余篇,其中CSSCI论文30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人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或观点摘要10余篇(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10项(含重大项目3项),出版各类著作40余部,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人民文学》优秀散文奖和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二等奖等。2018年推出七卷本、300余万字的《中国经验与文学湘军发展研究》书系,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同年他的学术专著《中国经验的文学表达》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办作为对外翻译项目成功立项,即将翻译成英文出版,由久负盛名的兰登公司向全球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