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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二岁的董鄂妃病逝，第二年正月顺治帝崩于痘症，演绎了一曲帝妃生死相依的绝恋。
顺治帝之死，源于爱情上的纠结。他在爱妃死后，除了“辍朝五日。追谥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之外，还亲制《孝献皇后行状》数千言，又命中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金之俊另外写传略。
这样的举措，足见顺治爱妻深切，堪为情爱佳话。然而作为一个帝王，顺治帝却显得荒唐，跑到五台山清凉寺，剃了头发要出家。最后是太后与汤若望苦劝，才算作罢。
顺治帝出家一说，又系于佛家情结，但他还是因情所困，受了董鄂妃之死的刺激。
顺治帝纳董鄂氏为妃，前后不过五年。董鄂妃十八岁入宫，深得顺治帝“眷之特厚，冠宠后宫”（《清史稿·董鄂妃传》），但她于顺治十三年八月被立为贤妃，得益于世祖偏重，而十二月进封皇贵妃该与母凭子贵有关。《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十四年十月丙子，皇第四子生。”这个皇四子，即董鄂妃所生的荣亲王，被顺治帝昭告天下署作第一子。董鄂氏封皇贵妃之时，应该是受孕之后，世祖请示太后，再行册立大礼，颁诏大赦天下。
按理，此时的顺治帝，已亲政近六年，大权在握，乾纲独断，太后对他的约束力要明显弱于多尔衮摄政时。世祖亲政后，除了大范围肃清摄政睿亲王之影响外，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的政治作为，还是有不少可以圈点的，算得上一位明君。
至于为何宠爱董鄂氏，世祖给出的答案是：“后婗静循礼，事皇太后，奉养甚至，左右趋走，皇太后安之。事朕，晨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朕返跸晏，必迎问寒暑，意少乱，则曰：‘陛下归晚，体得毋倦耶？’趣具餐，躬进之，命共餐，则辞。朕值庆典，举数觞，必诫侍者，室无过燠，中夜罝罝起视。朕省封事，夜分，未尝不侍侧。”（《清史稿·董鄂妃传》）貌美为其一，但主要是董鄂氏待婆母太后、丈夫世祖，严格遵守了汉文化的礼仪。这些褒词，都合乎汉人贤妻关于侍奉公婆遵礼仪、伺候丈夫有规矩的高标准，应该是真实情景，不为顺治因宠幸而伪饰。
虽然世祖在世，始终未改变清朝“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一再重申要坚持满洲的衣冠服饰，将主张部院大臣专用汉人、不用满人及建议修改逃人法的言官如李呈祥等流放满洲，甚至下令将主张“留发复衣冠”的内翰林院大学士陈名夏处绞。但作为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任皇帝，弥留之际，他曾安排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起草遗诏，即所谓顺治罪己诏，胪列十四款，主要指他未循祖制、渐染汉俗、重用汉人、宠汉抑满等。他偏爱董鄂妃循于礼，说明受汉文化的礼教观念影响深切。
董鄂妃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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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鄂妃作为一个大龄女子，却被世祖作为最爱。关于她的前身究竟如何，正史只有“内大臣鄂硕女”一句简单的说明，但学界却有另外的说法。
一、襄亲王福晋说。电视剧《孝庄秘史》《少年天子》等，都认为董鄂妃原是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福晋，后被顺治帝纳入宫中，成为宠妃。依据是博穆博果尔为太宗幼子、世祖亲弟，十四岁进封和硕襄亲王，成为诸兄弟中唯一不以军功尊封者，受世祖过分嘉奖，被视作一种补偿，但不久死了。
二、庄亲王福晋说。顺治末年翰林院庶吉士、康熙朝武英殿大学士李天馥《古宫词》写道：“日高睡足犹慵起，薄命曾嫌富贵家。”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五注释：“明言董鄂先入庄邸。”钱仲联《清诗纪事》也说：“毛奇龄《长生殿序》称应庄亲王（太宗第五子硕塞）世子之请，作《长生殿》院本。盖正以杨妃先为寿王妃暗示董鄂先入庄邸，然 汤若望所云满籍军人者，或当为庄亲王矣。”庄邸，即庄亲王府。世祖五哥、承泽亲王硕塞长子博果铎，生于顺治六年。顺治十一年十二月，硕塞逝世，博果铎袭爵亲王，改号和硕庄亲王，即为清朝第一代庄亲王。“杨妃先为寿王妃”，指杨玉环成为唐明皇的杨贵妃前，先是明皇子寿王李瑁妻，意指董鄂妃为世祖抢了侄儿博果铎的福晋。而事实上，顺治十三年，十八岁的董鄂氏入宫为妃时，博果铎才五岁。
三、满洲军官妻子说。此说源于《汤若望传》中汤若望的回忆：“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有学者认为是某个一品或一品以下武职官员）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掴。这位军人于是乃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这位贵妃于一千六百六十年产一子，是皇帝要规定他为将来的皇太子的。但是数星期后，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后不久亦薨逝。皇帝陡为哀痛，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传教士汤若望，为世祖信任的近臣，但《汤若望传》为他人做传，其中又有不少讹误，如1660年为顺治十七年，董鄂妃生子则在顺治十四年。
董鄂妃究竟是怎样进宫的？为何极受世祖宠爱？限于史料流于表面只言片语的记载，故而种种猜测都莫无荒唐言。甚至有人将这个可怜的女人，与坚决抗清的秦淮名妓董小宛联系到了一起，而董小宛情系冒辟疆（明清之际文学家），与之厮守终老。董小宛委身冒辟疆时，世祖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后来，董小宛与世祖也是缘悭一面，又哪来情爱终身呢？
不论顺治帝与董鄂妃的爱情，如何魂牵梦绕、生死相依，作为皇帝的世祖虽然有不少作为，却对国家百姓而言，还是极其荒唐，甚至近乎昏庸得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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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帝如此宠爱一个出身不清白的女子，甚至背上了抢夺弟媳、臣妻甚至侄媳的骂名。可见他对太后指婚的皇后是如何强烈的厌恶和无可奈何，拿一个已婚女子来作为痛苦的反抗。
世祖生前除了追封董鄂氏为后外，还先后正式册立过两任皇后。元后为顺治八年八月所立，是世祖舅舅、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的女儿，系多尔衮生前所议娶。虽在多尔衮死后所册立，但不为世祖喜爱，被以“朕素募简朴，废后则癖嗜奢侈，凡诸服御，莫不以珠玉倚绣缀饰，无益暴殄，少不知惜”（《孝献皇后行状》）为名，降为静妃，并令其改居侧宫。世祖与废后，为姑舅表亲。
顺治十一年五月，选科尔沁左翼札萨克（执政官）、达尔汉巴图鲁亲王满珠习礼孙女入宫，封为妃；六月，册为皇后，即后来康熙追谥的孝惠章皇后。满珠习礼与吴克善，皆为太后亲兄、世祖母舅。世祖此次娶妻，又是姑舅联姻——表叔娶了自己的表侄女。
满人入关前，贵族乃至大汗的婚姻，多为部落或君臣政治联姻的产物，“嫁娶不择族类，父死子妻其母”的现象很常见，不受汉人“渎伦”礼教观念的制约。像“父妻子婚”“兄妻弟婚”以及混乱辈分的婚姻，是八旗入关前满族社会普遍存在的原始族外婚的一种显著形式。后金进入辽沈后，太宗有意引导满洲奴隶制世俗社会向宗法制汉文化靠拢，以先进文化促进落后民族的快速发展，曾颁旨禁止皇族内部乱伦婚娶的事情发生。天聪五年，太宗下令“禁止婚娶继母、伯母”。崇德元年，太宗改国号大清，议定《会典》，重申“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伯母、婶母、嫂子”，并将过去这种现象视为乱伦，加以严禁。凡娶继母、伯母、叔母、兄嫂、弟妇、侄妇，永行禁止。太宗的这项婚姻改革，是他主动学习汉文化的精神并深受影响的成果。他在议定《会典》时说：“汉人、高丽因晓道理，不娶族中妇女为妻。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清太宗实录稿本》）
科尔沁为求自保，自太祖时起，多与满人贵族多重联姻，为的是政治目的，淡化了亲情伦理。太宗娶姑侄三女侍一夫，毕竟夫妻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有违伦常，但非生理上的乱伦。
世祖也是娶了科尔沁的姑侄三女。废后为其表姐妹，而第二任皇后则为其母之亲侄孙女。据史料记载，世祖与表侄女皇后婚后不睦。另外，世祖还同时将另一个表侄女纳为妃子，即淑惠妃。《清史稿·后妃传》记载：“淑惠妃，博尔济吉特氏，孝惠皇后妹也。顺治十一年，册为妃。” 世祖被迫娶了舅舅家不循礼仪的表姐妹，甚至两个混乱伦常的表侄女，造成了生理关系上的“渎伦”，这与他积极接受汉文化礼教观念，是有着严重的冲突的。世祖应该也有汉初惠帝刘盈迫于生母吕后安排，迎娶亲外甥女的羞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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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世祖的政治悲剧和生命悲剧的始作俑者，却是其生母孝庄太后。顺治帝在有过两任皇后、妻妾成群之后，近乎荒唐地宠爱再嫁的董鄂氏，导火索为太宗禁止后世乱伦、孝庄顶风作案。
世祖像太宗一样，都娶了科尔沁部的姑侄三女。区别是，太宗与她们并不血缘相连，而世祖却同三后妃是母家近支血亲。这样的安排，拍板人当是世祖的生母太后，她是废后的亲姑母，也是孝惠章皇后的姑奶奶。即便世祖废后为摄政睿亲王指婚，但主动牵线者当为世祖嫡母、生母两宫皇太后。世祖后宫这三个不幸的科尔沁女人，却没有姑母或姑奶奶孝庄太后幸运，即使孝惠章皇后姐妹被康熙帝继位后分别尊为皇太后、皇考淑惠妃，得高寿而逝，但并未留下自己的一儿半女。这不可不谓政治联姻下的女性悲剧。
这种悲剧的形成，无疑是孝庄太后为了加强娘家科尔沁与满洲皇家的政治联姻，要让博尔济吉特氏家族的女人持续成为清朝的皇后，既是一种家族荣誉，也是对于家族部落的一种政治庇护和军事屏障。
不仅如此，孝庄太后还将自己的堂侄女，幼小便养育宫中，后来成为了孙儿康熙追封的慧妃。若不是为了联姻四辅臣之索尼与遏必隆，想必康熙的首任皇后，应该是被孝庄拟内定的那位死后才被追认事实的苦命的远方表姑了。这是入关后的满人，继续沿袭婚娶兄嫂、姑母、侄女等“渎伦”旧俗，且影响后世，虽禁不止。
而孝庄太后嫁给太宗，无形中也成为了太宗渎伦案的受害者。电视剧《孝庄秘史》中曾有一场戏，是孝端文皇后哲哲、蒙古科尔沁贝勒莽古思向其父提出，太宗看上了大玉儿，其父不怒反而高兴，认为侄女嫁给姑父大汗，为亲上加亲、卫护中宫、稳固联姻。当然，在历史上，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嫁给皇太极，是在太祖在世的天命十年二月，当时的皇太极是否能继位还是未知数，只是科尔沁首领押中了宝。太宗在世，尊重中宫皇后的博尔济吉特氏姑姑，布木布泰虽十二岁嫁给四贝勒皇太极，却远不及中途杀入的超大龄姐姐海兰珠（关雎宫宸妃）受太宗宠爱，甚至在太宗迎娶察哈尔林丹汗遗孀封为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之后，位次由原来的第二被后来居上者排挤到第五了。
本文选自《清史不忍细读》，向敬之著，华文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作者简介：向敬之，独立书评人、明清史学者。曾任出版社、报社文史编辑十多年，书评、随笔散见《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南方都市报》《新民周刊》《上海证券报》等。出版有《细说康熙：王朝纷争六十年》《明史不忍细看》《清史不忍细读》《现场与背后》和三卷本《敬之书话》等。《大清定局》《明清破局》《康熙奇局》《雍正迷局》《极简大明史》《极简大清史》等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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