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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之读史(二十四)|康熙帝对假想敌用后变相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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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治十八年正月,年仅二十四岁的世祖福临染天花崩逝,留下一道著名的罪己诏,罗列“自亲政以来,纲纪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的十四宗罪,称其“渐染汉俗”,重用汉官致使满臣无心任事,始设宦官办事的“内十三衙门”……几乎完全否定了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政绩。

  这道罪己诏是孝庄文皇后的意思,还是初摄大权的四辅臣的主意,姑且不论,但它最终是以世祖遗诏的形式公布天下的。

  诏书最后写道:“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也,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天忠尽,保翊冲主,佐理政务,而告中外,咸使闻知。”(《清史稿·世祖本纪二》)

  玄烨继位,年仅八岁,而世祖登基,也在冲龄。

  世祖亲政之前,长达七年多为睿亲王多尔衮专权摄政,这道阴影在世祖的内心深处有着不可磨灭的烙印。即便他再改旧制,以非皇族亲贵的内大臣为辅臣,辅佐不谙世事的幼主,他也未必对这些曾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勋旧重臣彻底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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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史稿·圣祖本纪》开篇,有一句这样的话:“六龄,偕兄弟问安,世祖问所欲,皇二子福全言:‘愿为贤王。’帝曰:‘愿效法父皇。’世祖异焉。”福全之答,又见于福全本传:“幼时,世祖问志,对:‘愿为贤王。’”少年玄烨的回答,虽然被电视剧《康熙王朝》艺术性地采用了,但这是历史真相吗?

  玄烨六岁时,为顺治十六年。世祖的两任皇后都未生育子嗣,而他最钟爱的董鄂妃生育了第四子。此子刚出生,世祖即谕告礼部:“本月初七日丑时,朕第一子生,皇贵妃出,应行典礼,尔部即察例速议具奏。”随后,声势浩大地告祭天坛、地坛、太庙、社稷,接受满朝文武朝贺。《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卷记载:“帝生第一子之喜,诸王、贝勒、贝子、公及首辅大臣等,俱上马匹、缎帛以贺。”同时,大赦天下。这是年轻的世祖即将立储的征兆。可惜,此子命薄,无福消受,三月夭折,被追封和硕荣亲王,建地宫下葬。这个不幸的孩子,要比玄烨小三岁。就是说,顺治帝对皇三子玄烨的爱,远不及对第四子的疼爱。

  董鄂妃虽为皇贵妃,但她在世祖那里已经享受了皇后的待遇,行礼赦天下,生子即为嫡子。董鄂妃在宫中的尊荣是公开的,更何况此时的她,不仅受到世祖万般宠爱,独冠后宫,而且以贤惠孝养得到了皇太后尊重。虽然她的第一子早夭,但世祖对其恩爱不减,她还是有希望再生皇子的。只要她生育了皇子,不免又被世祖视为嫡子立储。同时,她在后宫的地位要高出只是庶妃的玄烨生母佟氏几个等级。

  倘若在董鄂妃还在世时,玄烨童言无忌地希望成为后继之君,虽然是六岁少儿的远大理想,但也难免犯了世祖及皇家礼制的夺嫡大忌,少不了招致世祖的厌恶、言官的非议。这样的说法,只有在他成为皇帝之后,史官们以伟异而书之,以为他从小就有帝王之志。

  受汉文化深层影响的世祖,自然也接受了汉人立嫡立长的礼制观念。福全年长玄烨一岁,在世祖第一子早殇尚无嫡子的前提下,他就顺序成为新的长子。从福全的回答来看,七岁的他已经懂得如何拿捏汉人礼制和宫廷险恶。

  福全只想做一个亲王,这对于身为皇子的他而言并不难。但他在前面加了一个“贤”字,足见他的理想很崇高,年纪轻轻就明白了修身处世的大道,难能可贵!康熙六年正月,福全在毫无军功政绩的前提下,在世祖诸子中率先破格获封裕亲王,命与议政。此时还是四辅臣执政时期,十五岁的福全能直接进入议政王序列,自然要有足够的本事来赢得四辅臣、太皇太后等多方面的认可。

  福全与玄烨的生母都是庶妃。但福全生母为满人,长史喀济海之女。《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八记载:“有何合里次子多济理之长子喀济海,原任长史。”何合理,即清初五大臣之一的何和礼,原在栋鄂部娶有一妻,归附努尔哈赤后,娶其长女东果格格,多济理(多济礼)便为东果格格所生。按辈分来推算,何和礼为世祖姑父,而福全的生母为何和礼的曾孙女,即世祖娶了姑姑的曾孙女、表兄的孙女,有违伦常,但不可否认宁悫妃身上有皇家血统。玄烨生母的祖父佟养正(佟养真)本是明朝军官,在与后金的抚顺战役中失败后,便和弟弟佟养性投靠了后金,成为开国元勋。崇德七年始分汉军为八旗,康熙的外祖父佟图赖被授正蓝旗固山额真,但其汉人身份还是存在的。《清史稿·后妃传一》说:孝康章皇“后家佟氏,本汉军,上命改佟佳氏,入满洲。后族抬旗自此始。”也就说是,玄烨继位之初,其母还为佟氏(“世祖遗诏”中的“佟氏妃”),后被抬旗入满才换姓为佟佳氏,似与太祖元妃佟佳氏同姓。但在再次强调满汉之分、追责世祖崇汉抑满的关键时期,福全与玄烨的生母出身,是存在一定差异性的。

  顺治帝在临终前,嫡子无望,而玄烨身上有一半汉人血统,在被迫自责改变“崇满抑汉”既定国策时,他未必没有考虑过真正满人所生的皇子福全作为接班人选。

  玄烨的最终胜出,与其挺过了天花有着很大的关联,让身染天花的世祖和经历了身边多个亲人染痘而死的孝庄太后看到了一个命硬的皇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康熙画像

  康熙帝亲政后,对二哥虽然尊重,但不重用。康熙十一年,诸王上疏辞去议政职务,康熙帝挽留了旁系的岳乐、杰书,但批准了亲兄福全的请求。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福全的主要任务是照顾祖母孝庄太后。直至康熙二十九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势力强盛,勾结沙俄,制造分裂,继偷袭了喀尔喀部之后,又进扰内蒙古乌朱穆秦。三十八岁的福全在岳乐病故、杰书另有重任的情势下,才被起用为抚远大将军,同时康熙帝安排了十八岁的皇长子胤禔担任副手。胤禔名曰锻炼,实为监军,参与指挥战事。

  此战为福全人生初战,经验不足,加之遭遇了能征惯战的噶尔丹主力,损失惨重,后不及时进军,听信狡猾的噶尔丹的谎言,“坐失事机”,被康熙帝当即命还师京城。福全至京师,队伍止于朝阳门外,康熙帝援引“贝勒阿敏弃永平,代善使朝鲜,不遵旨行事,英亲王以兵噪,皆取口供,今应用其例”,指责福全不遵从命令,自行其事,还让胤禔出面作证。福全没有争辩,独领全责,流泪说:“我复何言!”。言下之意,胤禔在前军对福全多有掣肘。王大臣共议福全的错误,应夺亲王爵位,康熙帝“以击败厄鲁特功,免夺爵”,但取消议政权,罚俸三年,撤除三佐领。

  从此至康熙四十二年病逝,福全在十三年间除在康熙三十五年随圣祖再征噶尔丹、“四十一年,重修国子监文庙”外,再没有独立担任过重大职务。《清史稿》称“福全畏远权势,上友爱綦笃”,故而死后,康熙帝特命画工精绘一张像,为他与福全并坐于桐荫之下,示手足同老之意。但是福全死时,年仅五十,应该是带着不受重用、长期被弃置的心病抑郁而终。

  综观福全一生,被康熙帝评价最大的成绩,当是“裕亲王自太皇太后违豫,与朕同处,殊辛苦”。福全所谓愿为贤王的志向,仅仅如此。可以看出,他在专权独断的弟弟康熙面前,只能韬光养晦,而康熙帝对这个愿为贤王的亲哥哥,并没有给太多的机会。福全首征噶尔丹失利,但康熙三次御驾亲征,也没有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

  康熙帝对福全,一次重任不顺后,长期闲置,应该说他对这个曾是帝位潜在竞争者的亲哥哥长期设防。而他的假想敌,并不止福全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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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世祖优遇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留下记载:“世祖曾考虑过安亲王岳乐作为储君人选。”

  据德国人魏特写的《汤若望传》记载,世祖发觉自己身染天花之后,一度想把皇位传给安亲王岳乐,征求汤若望意见。汤若望认为,幼主临朝固然要影响政局,但帝系的转移也会引发新的危机,于是力劝世祖把大位留给自己的儿子。世祖染痘而病危,而玄烨染痘而痊愈,成为了汤若望劝立幼主的最大依据。

  当然,玄烨继位,孝庄太后起到了关键作用。世祖亲政初期即认识了汤若望,孝庄文皇后称汤若望为义父,故而世祖称其为“玛法”(满语“爷爷”)。汤若望的地位迅速提高,顺治十年三月被赐名通玄教师,两年后授通政使,十五年诰封光禄大夫,秩为正一品。一个外来的传教士,在清朝能官封一品,唯此一例。

  顺治十七年八月,董鄂妃病逝,极度悲伤的世祖万念俱焚,来到五台山的清凉寺要出家。最后是在孝庄文皇后与汤若望力劝之下,世祖才作罢,带发修行,后来回宫。可见,世祖对这个外国人是很听从。

  岳乐为太祖第七子阿巴泰之子,年长世祖十三岁,是世祖亲政之后少壮派领军人物,顺治十二年掌宗人府事,两年后晋封和硕安亲王。岳乐与先辈不同,他是顺治朝改革派的代表,全力支持世祖大胆启用汉人,缓解与汉族地主阶级的矛盾;停止圈地,使人民能正常从事生产活动。

  清史大家戴逸说:“岳乐、杰书是皇族,已分别被封为安亲王、康亲王。他们对关外时期的生活和传统并无留恋之情,而一心要营建统治全中国的宏伟大业。这一新的势力集团的崛起预示着鳌拜集团的覆灭指日可待。”生长在关内的岳乐、杰书们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借力对天下进行稳妥的政治统治,而不是对更多的汉人继续推行简单粗放的武力征服。

  顺治末年,岳乐以亲王之尊,主持议政王大臣会议,决策军国大政,是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顺治帝意欲传位于岳乐一说,仅见于汤若望的回忆,却不见于清朝官方史料。难免有汤若望在炫耀大功之嫌。但后来康熙帝亲政之后,对岳乐长期弃用,在平定三藩之乱的危急时刻才不得不重新起用为定远平寇大将军,对抗强大的吴三桂主力,扭转战局,而在最后临近决战扫尾时,下紧急命令将岳乐召回,将军权交与他人。虽然康熙帝亲赴卢沟桥迎接,对岳乐大加褒奖,却很快让他重回宗人府掌印。七年后,噶尔丹与喀尔喀部构衅兴兵,康熙帝命岳乐与简亲王雅布受命各带兵丁500人远赴塞外高原的苏尼特部驻防。此时的岳乐,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几个月后,岳乐病逝在军中。

  康熙帝对岳乐并不是真正的放心,反是对这位帮助自己拿下强敌吴三桂的堂伯父采取了变相的折磨。当然,岳乐主持议政王大臣会议时,险些伙同鳌拜弄死了老迈的汤若望。这样的博弈,或是一种帝位竞争成功或失败之后对曾经的对手的残酷报复。


  本文选自《清史不忍细读》,向敬之著,华文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作者简介:向敬之,独立书评人、明清史学者。曾任出版社、报社文史编辑十多年,书评、随笔散见《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南方都市报》《新民周刊》《上海证券报》等。出版有《细说康熙:王朝纷争六十年》《明史不忍细看》《清史不忍细读》《现场与背后》和三卷本《敬之书话》等。《大清定局》《明清破局》《康熙奇局》《雍正迷局》《极简大明史》《极简大清史》等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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