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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国藩会试未中，次年恩科会试再次落第，但他仍不服输，在道光十八年，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中试，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曾国藩列一等第三名，被道光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后升为检讨。

　　曾国藩入翰林院后，正式成为掌院学士、首席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的门生。穆彰阿最初也是遇到了道光皇帝最亲信的巧官曹振镛，从做翰林院庶吉士、检讨干起，一路升迁，担任军机大臣二十余年，善于揣摩上意，深受宠信，权倾内外。

　　穆彰阿执政乏术，但弄权有方，多番提点曾国藩，使之十年间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

　　虽说穆彰阿对皇帝的治绩出力甚少，被咸丰帝骂过：“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倾排异己，深堪痛恨！”但他给清廷举荐和培育了曾国藩这个中兴奇才，可谓是一件最大的功绩，不负道光帝特下诏夸奖他有识人之明、荐才之功。

　　穆彰阿这个著名的权臣，对其他有能力的干臣，不是排挤，就是谗杀，杀人无痕，还得褒奖。林则徐就是得其所致，横遭诬陷，惨遭流放。但其待曾国藩如亲生儿子，循循善诱，让曾国藩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感动得泪眼婆娑，当即表忠心，将永不忘恩师大恩大德，立志做一个对国家有用之人。

　　穆彰阿对曾国藩的悉心提携，类似曹振镛当年培育穆彰阿一样，也是想弄一个巧官体系接班人。故而，曾国藩在帝都十年七迁，连跃十级，混到了二品大员，甚至多次在实权衙门当值，却一直是碌碌无为，有许多闲暇与人谈道论学。尤其到了咸丰朝，新皇帝厌恶穆彰阿，因而对穆彰阿的得意门生也没有什么好感。

2

　　咸丰元年，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在广西金田村起事。

　　二年，曾国藩因母丧回老家丁忧，响应朝廷号召在湘组织团练。第三年八月，曾国藩才获准在衡州招兵买马，打刀买枪，严肃军纪，组建湘勇。

　　书生治兵，难免失利。

　　曾国藩首战长沙铜官渚，遇到太平军悍将、石达开的哥哥石祥祯，结果一对阵败局已定，曾国藩羞愧得连番跳水。

　　后来在湖口，当四十四岁的曾国藩遇到二十四岁的石达开，也是一败涂地，跳水被救。石家兄弟是曾大帅的克星，也是他“屡败屡战”的试金石。

　　曾国藩“长于策略，短于指挥”，但他处理得很好，连续给不信任他的皇帝上了两份奏折：一份是《内河水师三获胜仗折》，一份是《水师三胜两挫外江老营被袭文案全失自请严处折》，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无疑是一种军事战略上的完胜之道。

　　经过十二年铁血征战，曾国藩攻破天京，成为这场旷日持久战争的最大胜利者，成为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首。他尽其所能和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日益衰朽的大清延续了数十年寿命。

　　咸丰始终对曾国藩有戒心，到了他驾崩的那一年才给曾国藩一个较为匹配的权力和身份：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直至同治年间，遇到慈禧掌权，曾国藩也算是真正受到了重用，官至太子太保、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曾国藩死后，朝廷闻讯，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以最高等级的“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他的儿子曾纪泽、孙子曾广銮也先后承袭了一等毅勇侯爵位。

3

　　但天津教案的处理，却成了曾国藩政治荣耀史上的一个败笔。

　　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天津时，法国侵略者将作为英法联军议约总部的望海楼行宫强占为领事馆。

　　1862年，法国传教士在与望海楼隔河相望的天津城东关小洋货街建造仁慈堂一所，专门收养中国孤儿。

　　1869年，法国人又在望海楼旁强占土地建造望海楼教堂。不久，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又拆毁了望海楼行宫，盖起了法国领事馆。

　　1870年夏，仁慈堂疫病流行，数十婴孩相继染病死亡。教会便将几具尸体装入一个洋货箱中于夜间埋于坟地。不料却被野狗扒出，“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人们又挖出不少货箱，均一棺数尸，胸腹皆烂，肠肚外露。

　　与此同时，天津不断发生有人用药迷拐幼孩事件，乡民拿获用药迷拐幼童之匪犯三人，其中一人为法国天主堂教徒，被天主堂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去。民众愤怒，怀疑教堂虐杀儿童，“挖眼剖心”，且与迷拐儿童有关。

　　同月十八日，民众又抓获迷拐儿童的案犯武兰珍，其供认系受教堂门丁王三指使，“令其出外迷拐男女。前在穆庄子拐得行路一人，曾得洋银五元”。

　　消息传开，民情汹汹，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全城笼罩在仇教的激愤之中。

　　六月二十一日，天津数千名群众群集在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杀死刘杰随从一人。

　　民众激愤，先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之后又杀死了十名修女、两名神父、两名法国领事馆人员、两名法国侨民、三名俄国侨民和三十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四座基督教堂。

　　教案发生后，中外震惊。英、美、法、德、俄、比、西七国驻京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惩办教案人犯，随即调派军舰到天津海口和烟台进行武力恫吓。

　　二十三日，清政府急派两年前由两江总督改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前往查办。当时，曾国藩正在休病假，尚未痊愈。临行前，“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起沓进”，多数主张不可前往，幕僚史念祖认为赴天津办案“略一失足，千古无底”。

曾国藩像

　　曾国藩涉足政治多年，对其中的利害关系不会不知。然而他并没有犹豫，一方面在于朝廷倚重，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事态以最稳妥的方式得到解决。

　　赴津前，他给两个儿子留下了带有遗嘱性质的书信：“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曾国藩到天津后，知道此案曲在洋人。丰大业率先寻衅，数次开枪，激起众怒，理应持平办理。然他深知外国强盛如故，而中国遭遇了两次鸦片战争均以失败割地赔款而告终，又经历了太平天国、捻军十多年内乱，兵力和财力损耗巨大。津案又涉及法、英、美、俄、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多个列强，“万一牵动各国同时推波助澜”，“中国此时之力何能遽与开衅”？他权衡再三，终于决定“不欲以百姓一朝之忿，启国家无穷之祸”，遂奏明“立意不开兵端”。

　　于是，曾国藩发布告示《谕天津士民》，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诫其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至于结案之法，“终不外诛凶手以雪其冤，赔巨款以餍其欲”。

　　七月十七日，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抵达天津，与曾国藩会晤。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责任的要求面前，他均无异议。但他强调，在确认凶手方面，该案有其特殊性，“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当时群忿齐发，聚若云屯，去如鸟散，断不能判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

　　于是，曾国藩说，“拟一命抵一命”，既然洋人被殴毙命二十人，那么，中国官府也处决二十名案犯好了。最后，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者二十人，充军流放二十五人，并将法方要求处死的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效力赎罪”，赔偿外国人的损失四十六万两银。

　　清廷决定，由三口通商大臣、代理直隶总督崇厚为专使，率使团至法国道歉，以示与法国“实心交好”。

　　当时正遇普法战争爆发，法国无暇东顾。法国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梯也尔接见崇厚，崇厚把同治帝的道歉书呈递，并希望法国对中方惩凶与赔款感到满意，梯也尔回答：“法国所要的，并非(中国人的)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

　　对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京师湖广会馆因此将原来引为湘人骄傲的曾国藩匾落拔除烧毁。

　　朝廷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交接当年，曾问李：“你与洋人交涉，准备怎么办？”李答：“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

　　李鸿章最后判决将原来二十名死刑改为十六名死刑、四名缓刑，其余不变。

　　曾国藩被痛骂，“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一年后郁郁而终。

　　当代湘籍外交家袁南生在一次谈论湖湘文化里的外交人物时说道：“曾在近代外交史上，是洋务外交的首家、道义外交的名家、军事外交的大家，当然，也是教案外交的输家。”

　　本文选自《清史不忍细读》，向敬之著，华文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作者简介：向敬之，独立书评人、明清史学者。曾任出版社、报社文史编辑十多年，书评、随笔散见《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南方都市报》《新民周刊》《上海证券报》等。出版有《细说康熙：王朝纷争六十年》《明史不忍细看》《清史不忍细读》《现场与背后》和三卷本《敬之书话》等。《大清定局》《明清破局》《康熙奇局》《雍正迷局》《极简大明史》《极简大清史》等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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