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术之
“新乡土诗”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诗学实践，在城乡融合发展与数字化转型的双重背景下，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新乡土诗”自1987年由湖南青年诗人江堤、彭国梁、陈惠芳等提出概念，后经行人、胡述斌等创办的《诗歌导报》的大力推举，逐渐形成了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新乡土诗派”，“新乡土诗”经历了从发起、兴盛、沉寂到复苏的历程，如今已形成独特的创作体系与理论框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新乡土诗”不仅在主题表达上实现了从“静态的根”到“动态的网”的转变，更在文化传承与现代性创新中构建起新型乡土诗学。未来“新乡土诗”的发展将呈现三大趋势：深化数字诗学表达、拓展跨文化对话空间、构建生态伦理叙事。这些趋势既源于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需求，也呼应了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软实力构建的战略意义。
“数字诗学”的崛起与跨媒介叙事实验
数字技术正深刻重塑“新乡土诗”的创作范式与审美体验。2023年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到2025年底，数字乡村发展‘十四五’圆满收官”的目标，包括“全国行政村5G通达率超过90%”、“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进一步提升”等具体指标。这些政策导向在诗歌中得到了诗意转化，催生出一批具有“数字诗学”特征的作品。
科技意象与乡土符号的碰撞融合成为“新乡土诗”创新的核心路径。梁尔源的《在一块芯片上触摸祖国》写道：“那么小，那么薄的国之重器/几微米，几纳米的不倒长城/在用肉眼感悟不到的方寸之间/排列交汇着东方巨龙的染色体。”在传统乡土诗中，“祖国”往往是具体的、感性的故乡，而在梁尔源这里，“祖国”被抽象化与科技化了，但又通过“触摸”这一动作变得可感。这意味着“新乡土诗”的视野不再局限于“脚下的泥土”，而是扩展到了“指尖的科技”。只要承载了民族情感，硅片就是新的泥土，代码就是新的庄稼。诗歌由此形成独特的张力与隐喻，突破了传统乡土诗的单一维度，将数字时代的生存经验转化为诗性表达。
唐德亮的《江埗村的无人农场》通过“无人驾驶施耕机”、“直播机播种”等场景，描绘科技赋能农业的诗性画面，同时以“‘无人农场’并非真的无人/人，正站立在阳光的最深处”的哲思表达，探讨技术与人性的深层关系。这些作品不再停留于对科技的简单赞美或批判，而是通过意象的并置与转化，展现数字时代乡土文化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叙事结构与表现形式的革新为“新乡土诗”注入新的活力。乡土文学在数字时代呈现“去线性化”特征，马迟迟的《诗电影》尝试将影像节奏融入诗歌语言，如《诗电影・青海湖（罗鹿鸣）》“这一年和那一年之间/是一个时间的大湖/我所历的岁月/只是青海湖的二十七点波光”运用“诗歌+短视频”的跨媒介叙事。这种叙事实验与数字人文的发展同步，使乡土诗在形式上突破传统限制，拓展了诗歌的表达边界。
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理论潜力与传播路径
“新乡土诗”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发展，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国际传播的实践基础已初步建立，中国・张家界国际旅游诗歌节，固定主题为“仙境张家界・诗约全世界”，清远国际诗歌笔会、博鳌国际诗歌节等平台为“新乡土诗”提供了国际交流的渠道。这些实践表明，“新乡土诗”已开始突破地域限制，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理论潜力为“新乡土诗”的全球对话提供了可能性。从诗学方法论角度看，“新乡土诗”与西方乡土文学存在多维度的对话空间。胡述斌的“后乡土诗”将楚骚文化与现代叙事结合，如《汨罗江畔》中“打捞沉浮了几千年的桂桡兰桨写成的故事”，这种创作与波德莱尔的都市诗学形成对照。彭国梁的《泥巴》中“泥巴是一位大智者。泥巴总是无言。”的哲思表达，将传统农耕文明的智慧与现代城市生活的喧嚣形成对比，与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思想形成跨时空对话。这种诗学对话不是简单的模仿或对抗，而是通过本土化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土诗学体系。
文化传播价值的提升路径需要突破语言与文化壁垒。“新乡土诗”的国际传播面临两大挑战：一是翻译准确性问题，如何将汉语的韵律、意象和文化内涵准确传达；二是西方中心主义诗学框架的排斥，如何在国际诗坛获得认可。解决这些挑战需要构建本土化的诗学理论体系，如张丽军提出的“有情的乡土文化诗学”，强调情感与乡土文化、文学文本、生命体验的结合，为国际传播提供理论支撑。
生态伦理叙事的深化、城乡融合与理论建构
生态意识的觉醒使“新乡土诗”呈现“反哺自然”的叙事伦理。罗鹿鸣的“鸟诗”系列以生态视角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和平的长枪》“我的长枪是柔软的/它不会射出子弹/我的长焦镜头/已达长焦镜头族群的极限/这是我通向鸟界的一个幽深的隧道/也是鸟们走进我心境的崭新途径”；彭国梁的《自然与感觉》诗集中通过“泥巴”、“稻田”等意象，将东方“天人合一”智慧融入现代性反思，如“泥巴是大智者”隐喻传统农耕文明对生态平衡的启示，体现文化传承的深层逻辑。刘忠华的《火塘辞》“一种亘古的方言，刀耕火种/一团暖透大瑶山的火焰/吊锅煮着日月，长条凳坐着光阴/围坐的人，话桑麻，也话天地古今”
对山野自然和底层民间的深刻体察，将乡村传统和现代文明、汉语和方言碰撞在一起，为新型乡土诗学提供实践范例。这些创作表明，“新乡土诗”已超越简单的自然描写，转向对生态伦理的深度思考。
城乡融合的叙事张力为“新乡土诗”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陈惠芳在《长沙诗歌地图》诗集中以“城市也是乡土”为理念，通过七年行走四百余街巷的诗性书写，将乡土视角植入城市肌理，这一主张打破传统城乡二元对立，既刻画城镇化进程中“村庄的脚后跟被追赶的楼房踏伤”的转型阵痛，又确立“城市亦是精神家园”的融合认知，成为其探索城乡共生的诗学支点。唐德亮的《政岐村》中“乡村新闻官”、“直播带货”等意象，形象地描绘了政策下乡与乡村数字化转型的场景，展现了乡村记忆的数字化转型与身份认同的重构。
新型乡土诗学的理论建构为生态伦理叙事提供了系统性支撑。“新乡土诗”强调通过方言与现代语言的交织、生态伦理叙事重构，从乡村日常中发现充满人情和理性的中国，以身体抵达现实，以精神守护传统，在城乡之间建立辩证的、在场的诗学关系，即“双重在场”理论，为“新乡土诗”的创新提供了方法论支持。这一理论强调诗人应当通过身在乡村、心为乡民的切身体会，来建构新的言说方式，不再用观念解构乡村，而是用情感回到乡村，真正用诗人自己的生命体验、情感、记忆去“贴近”乡村。
政策支持、组织保障与未来三大趋势的协同发展
政策支持的深化为“新乡土诗”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2025年《“文艺赋美乡村”工作方案（2025-2027年）》明确提出要“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激活乡村文化内生动力”，这与“新乡土诗”的文化传承使命高度契合。同时，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持续推动，使“新乡土诗”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学见证。这些政策不仅为诗人提供了创作素材，也为作品的传播与推广创造了有利条件。
组织保障的完善为“新乡土诗”的系统性发展提供了支撑。中国乡土诗人协会、湖南省诗歌学会、潇湘诗会等组织通过相关平台开展各种创新形式，推动诗派复兴。这些组织不仅为诗人提供了交流平台，也为诗学理论的建构与传播创造了条件。行人、胡述斌等创办的《诗歌导报》专门开辟了“世界华人新乡土诗大展”，使“新乡土诗”走出了中国大陆，走向了港台及海外华人诗坛。
创作生态的优化为“新乡土诗”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数据显示，乡村题材文学作品中，涉及科技赋能的叙事占比从2018年的12%上升至2023年的37%，按趋势推算，2025 年预计在 45%—50% 之间。这种书写与乡村振兴战略形成动态呼应。同时，“农民诗词文化交流”、以“烟火与诗意”为主题的“乡村振兴建筑设计大赛”等官方活动表明，政策推动诗人深入城乡融合现场，创作出更具时代性的文本。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诗人的创作体验，也为“新乡土诗”的多元发展提供了可能。
在此基础上，未来“新乡土诗”的发展将呈现三大协同趋势：其一，深化数字诗学表达。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深入推进，“新乡土诗”将在科技意象的运用、叙事结构的创新、语言诗学的重构等方面实现突破。创作不仅记录乡村的数字化转型，更通过诗性表达探索技术与人性的深层关系。未来“新乡土诗”可能进一步拓展数字媒介的应用，如VR、AR等技术的融入，创造更具沉浸感的诗歌体验。
其二，拓展跨文化对话空间。通过双语创作、国际诗歌节参与、学术研究合作等方式，“新乡土诗”将与西方乡土文学、拉美魔幻现实主义、非洲口传文学等形成多维度对话。进一步加强与国际诗坛的交流，通过建立“世界乡土文学联盟”、举办“丝绸之路乡土文学论坛”等方式，促进中国与非洲、拉美“地方性写作”的交流。这种对话不是文化输出，而是提炼出超越地域的文明启示。
其三，构建生态伦理叙事将成为核心方向。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新乡土诗”将在生态意识的融入、城乡关系的重构、“精神家园”的构建等方面实现深化。未来“新乡土诗”可能进一步关注乡村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等议题，通过生态叙事展现中国乡村的现代性与传统性。同时，“新乡土诗”可能通过“双重在场”的创作理念，既记录政策落地的微观体验，又承载文化传承的深层使命，构建更具国际视野的乡土诗学。
“新乡土诗”的前景不仅关乎诗歌艺术的创新，更关乎中国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城乡融合与数字化转型的双重背景下，“新乡土诗”通过“双重在场”的创作理念，既记录时代变迁，又承载文化使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从“新乡土诗”到“后乡土诗”的演变，反映了中国乡土文学从“两栖人”的自我抒发到“新市民”身份的转变，体现了中国诗人对乡土与城市关系的深刻思考。
未来“新乡土诗”的发展，将不仅影响中国乡土文学的走向，也将为世界文学提供中国经验的独特表达。在全球化背景下，“新乡土诗”的价值将进一步凸显，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乡土诗”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能够将乡土从“静态的根”变为“流动的网”，在城乡融合的复杂图景中，为每个个体寻找精神的支点与灵魂的栖居。这种价值不仅具有文学意义，更具有社会意义和哲学意义。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新乡土诗”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它需要不断突破自身的局限，探索更丰富、更深刻的表达方式，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新的可能。“新乡土诗”的未来在于它能够将乡土经验转化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在全球化语境中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乡村的独特魅力和现代潜能。在全球化背景下，这种文化价值将进一步凸显，为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提供新的桥梁。
“新乡土诗”的发展前景，既源于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需求，也呼应了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软实力构建的战略意义。它不仅是对乡土中国的诗意呈现，更是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回应。在这一过程中，“新乡土诗”将不断超越自我，实现从文化寻根到全球对话的跨越，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新的活力。
2026.2.22于长沙青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