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临近冬日的清晨，窗外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光辉透过玻璃洒到我的脸上。我正翻着过去的一些稿子，追忆那些温暖而难忘的时光片段，不经意间却碰触到了匿于心底的那抹隐痛，捧之出来对着秋天最后的这抹阳光，来晒晒这段被诗歌沁染的往事和情怀。

　　这是公元2003年夏日的一天，湖南新乡土诗派的开拓者江堤先生刚刚离开我们一个多月，我在遥远的祖国南疆戍营里写下这些文字：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我的老师和诗友、中国“新乡土诗派”主要发起人之一的江堤先生。一个月前，听长沙的一位朋友说，《长沙晚报》上有消息报道江堤先生已离开了他挚爱的诗歌热土绝尘而去，后经诗友得到证实，我不禁感伤至极，悲然泪下。算来江堤先生今年也才刚40出头，中国的诗人，从古到今，许多都英年早逝，这是怎样的一个宿命啊？江堤先生并不是因情所困，他的生命是被病魔夺去的，真是无奈而又万分的惋惜。他给我们留下的，除了永远的伤痛，就是那倾注他毕生的心血、散发着田园乡土气息的文字了。

　　我离开长沙已整整13年，这些年来由于忙活着自己的生计，应该说已离开了我心爱的诗歌，与长沙的诗友们更联系得少了，尽管我很挂念，但终没有再怎么联系。87年底，通过战友楚人介绍，使我有幸认识了当时同在军中服役的大哥凡溪和山山、林林，再后来通过凡溪有幸认识了新乡土诗派主要发起人陈惠芳、彭国梁等。我们在行人、凡溪的组织下，合计着办起了《诗歌导报》，向诗界推出“新乡土诗”园地，不长的时间里就在社会和文学界站稳脚跟，继而不断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评论家谢冕在他的《诗歌的新境界》一文中写道：“我读《诗歌导报》时就感到了大欣慰：几位青年诗友，把口袋里仅有的一些钱凑起来，印成了这么辉煌的一张报纸！《诗歌导报》在提倡新乡土诗，有许多诗人响应，而且不少佳作，这就更让人高兴。”江堤先生更是十分关注我们的报纸，把最新创作的诗歌在第一时间发到报纸上来，并根据我们的恳求，欣然担任报纸的特邀编辑。在他的支持下，使我们的报纸得以向全国进一步的推广。第一次见他，是在陈惠芳先生当时那个狭小的筒子楼里，当时湖南在长沙的诗界青年诗人代表10多人在这里召开“湖南省青年诗人协会”筹备会。江堤很青瘦的脸，完全的“知识分子”派头，没有什么特别，他来自湖南大学。后来，除林林因为其它原因早前离开报纸外，到90年夏天，山山回到了怀化，我与楚人上学去了桂林和石家庄，由于某种特殊原因，报纸在91年夏天出完最后一期后不得不停了下来，我也开始了自己艰难的人生旅程。因此，我与诗友们几乎失去了所有联系，与江堤先生更是没有音讯。但由于我骨子里还潜在着对诗歌的热爱，在繁重的工作之余，还偶尔在书刊上读到先生的诗作。

　　“新乡土诗”概念是87年由湖南诗人江堤、彭国梁、陈惠芳等人最先提出的，后经行人、胡述斌等人创办《诗歌导报》的大力举荐，逐渐形成了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新乡土诗派”。进入90年代，湖南青年诗人们把全部的精力付诸新乡土诗的凝结和发展，表现出了极大的推动诗歌发展的毅力和决心。后来，包括《星星》诗刊、《中国青年报》、《青春》、《湖南日报.农村版》、《湖南文学》以及台湾《笠》、《秋水》、《蓝星》、《心脏》诗刊在内的数十家刊物相继刊发了湖南新乡土诗人的专辑、专评或开辟专栏，形成一股强大的诗潮。而江堤先生就站在这股诗潮的前沿，引领着湖南乃至全国的许多诗人作出“回归乡土”、“回归家园”的姿态。

　　江堤本身就是从湖南农村走出来的学子，脚下永远沾着乡土的湿意，心中永远牵着故园的根脉。他和他的诗友们所倡导和践行的新乡土诗，从来不是对传统乡土书写的简单复刻，也不是站在城市视角对乡土做遥远的眺望与想象，而是把自己真正当成乡土的儿子，把乡土里生长出来的烟火、悲欢、坚守与乡愁，都揉进了每一行诗句里。他写乡土里的人，写乡土里的物，写乡土里不变的人情根脉，也写时代变迁里乡土正在发生的鲜活改变，他骨子里的乡土情怀，从来不是挂在口头上的主张，而是化入了创作的每一寸肌理，也让他始终保持着对土地最赤诚的敬畏与热爱。

　　江堤先生自誉为“抱瓮者”。明代冯梦龙的《古今笑史》中有一则史料叫《人抱瓮》，“羊琇冬月酿，常令人抱瓮，须臾易人，酒速成而味好。”抱瓮，就是抱着酒坛子，用人的体温酿酒。他说，自己生于乡村，栖于城市，抱着乡土的瓮在城市之间行走，仅有的一点家财都装在瓮里了。而这些家财，莫过于就是“一卷《农耕史》、一卷《移民史》、一卷《家史》、一卷《族谱》”，几付药方，以及红薯、土豆、萝卜、农药、化肥、水车、稻种；无非是田埂一样蛇行的民谣，原野一样宽厚的粮店，森林一样密集的楼群，野草一样繁殖的公害，星斗一样常现的饥荒；无非是红旗下的迷惘，是破碎生命的激情，是市井风物的伤感，是“两栖人”幻游的忧心，是夜生活疯狂的摇滚……无非是一切与宿命中的家园有关的思想、逻辑和哲学以及人情所系的与生命的感情生命的本源生命的根相关的物质。是啊，他早知道这宿命是无法抗拒的，而他心中的宿命隐忧是不是来自他对家园的“生命的感情”？即便他早知道了是这样的生命归宿，也是要抱瓮不放的。

　　帕斯说：“我是人：我最终做得很少/而夜晚硕大无朋。/但每当我仰望：星群发白。/我无意中明白了：我也被写下，/并就在这非常时刻/有人费力的解读我”，诗人创作诗，而诗最终创作诗人。最终创作出诗歌的人或许可以称为诗人，而最终能借助诗歌文本回溯和解惑的才是真正的诗人。江堤先生的新乡土诗文本，并不是想象中的精神幻游和远离故土的纯粹记录，更不是以简单的客观真实重复旧时代的混声合唱，而他是用一枚复杂的心脏倾听着，倾听来自于事物内部精神家园破碎的声音和行而下的有缺陷的城市工业文明对行而上的有秩序的自然生态文明强暴的声音。他深知，这种艺术的追索过程，有可能将使自己深陷精神牢笼不能自拔，置身于抱瓮之前不曾料到的危险境地。但他义无反顾。

　　江堤的诗，其中一部分属于现时心态对过去乡村生活的回忆，内中常有一种对清贫生活中生命品格的淡淡的忧伤。这种忧伤，不是对乡村艰苦日子的抱怨，更不是逃离乡土之后站在城隅的居高临下的悲悯，而是源于生命根脉与乡土纠缠共生的本能——他看着熟悉的乡土秩序被时代浪潮冲磨变形，看着那些曾支撑着乡土精神的老物件、旧习惯慢慢隐入岁月烟尘，这种忧伤里藏着他对乡土生命最本真的体认。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乡土长出的一株作物，根须扎在乡土的泥层里，所以每一丝乡土的脉动，都能直接叩击他的心脏，转化成诗歌里带着泥土潮气的字句，让每一个读诗的人，都能触碰到他不曾褪色的乡土情结。这种情结，不是怀旧的挽歌，而是清醒的守望；不是对逝去的哀悼，而是对存续的执着。他笔下的锄头、灶台、晒场、青石阶，皆非静物写生，而是活态记忆的切片——在水泥蔓延的缝隙里，在霓虹闪烁的间隙中，它们仍以沉默的质地提醒着一种未被收编的生命语法。

　　“这还是五月……/母亲蜷缩在田埂上/梦中还叫着水稻的名字”（《遥望母亲，望到雪》）；“一年的最后日子/木瓜村的那株芹香草（即先生母亲的名字）/如何能面对雪”（《木瓜村阳光灿烂》）。这种入微描述中含带的真切情感，表明江堤脱去矫饰后对乡土底蕴进入的能力。而另一部分诗则是他现实城市生活乡土情感的表述。“小儿夜哭/乳头在嘴边/乳汁一滴一滴落下/像檐前的雨水……/儿子在这时开始说话/妻子懂/我却不懂”（《夜闻啼鸟》）。这种举着白菜穿行于象牙塔的意象，荒诞中透出倔强的乡土本色——白菜是泥土的直系后裔，“在湖大许多人认识我/但他们不是兄弟/我举着白菜/在校园里行走。样子像教授”，“我果真是‘教授’/认识我的人在白菜名录里/发现过/他们很惊讶/常常是下班的时候/站在路边注视/我举着白菜并没有低头/白菜在头顶发射光芒/那光芒使一些文字闪光/譬如论文譬如诗”，“在湖南大学里/每一步都很孤独/我独自种着白菜/潜入乡土生活”。江堤先生就这样骄傲地举着白菜从湖大校园里一直走来，而今，我看见，他又举着白菜一路走去，永远地消失在湖大校园里，走进了生长那株白菜的芬芳的土地。而那紧贴土地的脚步声，还在校园、在三湘四水、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乡村土地上回响。

　　是啊，乡村有水稻才成为乡村，只有在水稻扬花的时候才是美丽无比的：“水稻扬花的时候/空气充满暗香/我们重新回到语言的起点”。这些沾着稻花香气的词语，带着稻叶的锋芒，带着露水的湿润，从田埂边重新生长出来，顺着江堤先生的笔管，流成了带着乡土温度的诗行。他就是这样一个守着乡土根脉的抱瓮人，从来不肯离开脚下土地半步，把自己活成了那株永远生长在湖大校园里，也永远生长在读者心上的白菜，活成了诗歌原野里一穗永远扬着花、散着香的水稻。

　　诗歌没有远去，依然一直在我的身边。江堤先生也不曾离开，一直在我要去的远方候着。面对诗歌，我们都是虔诚的朝圣者，只是江堤先生先于我们登上了殿堂，我们依然还在路上。就像此刻我在风和日丽的王家河公园绿道上不停奔跑一样，在每一阵掠过草木的风里，仿佛都带着江堤先生反复吟哦过的乡土气息，每一步踏过松软泥土的声响，都和他当年行走在乡野间的脚步声遥遥呼应。他把自己的根扎进了这片充满生命力的土地，把对乡土的热忱酿成了诗歌里永不消散的暗香，我们循着这香气往前走，总能在每一次呼吸里，触摸到他不曾熄灭的热忱，接住这束从白菜顶端射下来的，温热的光。

　　（稿源：《文学界》　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