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　树：我出生在乡村，有幸赶上了高考改革，1985年大学毕业去了株洲，做过技术员、工程师、企业管理科长、副厂长，1992年下海以后先后办过化工厂、塑料厂，1997年进入房地产业，直至2010年。和这个时代大多数房地产从业者一样，受到利益和权力斗争漩涡的裹挟，我也去过看守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受难，是生活的不幸，却是诗之大幸，因为除了身体和精神，舌头也受到教育，从而能够自觉实现一种苦行禁欲式的管辖。批评家胡亮说，“草树的遭遇如此丰富，丰富到罕见，更罕见的则是，此种丰富的遭遇，却没有让这个诗人四散于野。遭遇，生活，现实，还促成了诗人在美学上的断腕。”（当代诗•面孔（65）|草树））他说得非常中肯。

　　草　树：迫于生计，我在九十年代基本停止写作，但繁忙的工作之余仍保持对诗歌的有限关注。在空气稀薄的商场，诗歌就好比氧气，让我偶尔能够透透气。随着对这个时代深入的体触和感知，我越来越觉得，诗应该担负起疗救人类麻木和异化的心灵的使命，诗不再是单向度的歌唱，应该致力于维护真理。

　　草　树：你提到的话是老诗人梁小斌在和我交流时说的。诗人应该高度警惕意义的表达，原生意义自然可以保留在诗中的地位，但意义更多是来自大脑而不是感官，大脑沉淀的可能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东西，也可能是过去某个大师的声音，只是你已经忘记了他而错以为是自己的思想，因而违背了诗的诚实原则但诗人自己并不自知。对于人来说，每个人都有表达想法的欲望，有掌握话语权的天然动力，而一旦到了权力的层面，这种表达更加会演变成为一种暴力。只有来自五官的感觉是真实的，诗人除了倾听自己和世界，别无他途，而由于词语对诗人来说是神灵一般的存在，诗人还要学会倾听词语。一首诗的调性总是由第一个冒出来的词语的声音决定的，这个调性确定的是一首诗的基本态度，也是诗的音乐的基调。而舌头是需要管辖的，带着苦行和禁欲式的严厉，不如此，诗人就会脱离谦卑的对话者位置而跃身于主席台上——每个人都有坐主席台的欲望和冲动，诗人应该自觉克制，只有如此，世界的真相才可能呈现于诗，聚集于语言之途，最终使诗生成一种对话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