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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笔下是人间——贺予飞访谈录
贺予飞近照

  访谈人:刘羊
  受访人:贺予飞
  时间:2020年12月下旬

  刘羊:予飞,你好!元旦将至,农历庚子年即将迎来尾声。你在这一年过得怎样?

  贺予飞:这一年过得颇不平静。上半年基本都在家上网课和指导学生毕业论文。暑假主要是用来写作和科研,完成了几篇约稿。当然,最开心的是参加了省青年作家训练营,可以和老朋友新朋友一起谈谈创作聊聊天,很放松。下半年是上课、参加学术会议、指导学生参加竞赛连轴转,非常充实。有点惭愧的是,写诗不多,一年下来才二十几首。

  刘羊:记得6月5日那天,也就是艾红追思会前,你特意选择从中南大学,沿麓山南路步行至新民路口的活动现场,当时是什么考虑?

  贺予飞:人的一生总是忙忙碌碌,没时间停下来思考和追问。我从中南大学下车,因为那是我的母校。我从原点出发,横穿整座大学城,一路上遇见了许多青春的面孔。而我的终点,是诗人艾红的追思会。和艾红兄在宁乡诗会见过一次,他很年轻,也许生命中还有很多未尽之事。从左家垅西到二里半,实际上也就是我们青春的代名词,我以步行的方式缅怀一个诗人的青春岁月。

  刘羊:你和艾红交情虽浅,用情却真。令人感动!请简单说说你的麓山生活。

  贺予飞:从硕士到博士,我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自习室、图书馆度过的。读硕士时,还有三两好友一起学习。到了博士,基本就形单影只了。有师弟师妹们叫我“大师姐”,这个称呼让我觉得自己像是某个武林门派里闭关修炼的人,来无影去无踪。偶尔出关一回,大家都齐声向我打招呼。印象最深的读书时光,是写博士论文的暑假。我成天泡在图书馆里写论文,中午为了节省时间,我每天带个面包当午饭,然后午睡就在过道的长椅上躺着休息一下。当然,有个师兄比我更像苦行僧,因为他的午饭是白馒头。晚上,我通常都是学习到图书馆熄灯的时间才出来,走出大门的那一刻,感觉整个星空和大地都是我的,内心富足而充盈。有时候写论文写得兴奋了,大脑处于亢奋状态,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很感激在麓山底下的求学时光,有一群师长和朋友的厚爱与陪伴。尽管已经毕业了,那仍是我一生的财富。


  刘羊:麓山七年,你的诗歌创作是怎么开展的?能否谈谈,你是在什么情况下,你写下了至今最为看重的诗篇?

  贺予飞:我的一位师长潘桂林对我亲如姐姐。由于她的引荐,我才接触到很多当下诗人,先后加入了新诗会、二里半诗群、诗同仁。在写诗的路上,我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是2014年《诗刊》来长沙开诗会,席间有些师友对我的诗歌创作提了建议,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诗歌观念停留在文学史上,与当下创作脱节,格局也不够开阔。由此我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乌克兰之春》《语言》《剥橙》是这一阶段的转变之作,创作更加克制、凝练,注重及物性叙述。第二个转折是我做了妈妈以后,诗歌上的女性气质变得鲜明,对于人性中被遮蔽的部分更愿意以悲悯和温情相对,《识物》《归途》《容量》是这一时期的转变之作。在所有的创作中,我并没有觉得哪一首诗歌称得上代表作,也没有特别看重的诗。因为每一首诗的形成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映照我当时的心境。正是因为无数个某时某刻的我,才组成一个内在宇宙。

  刘羊:你心中的好诗歌、好诗人是什么样的?

  贺予飞:什么样的诗是一首好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就我个人而言,通常是从写作与阅读两个方面进行审视。其一,从写作准则来看,捷克诗人塞弗尔特曾说:“太讲艺术性,会显得矫揉造作,而另一方面,太讲思想性,又会失于肤浅,与诗无缘。”一首好诗应该是自然的、和谐的整体。内容与形式、艺术与生活并不是两组矛盾体。其二,从阅读感受来说,“一首好诗会让我们的脚后跟都有感觉。”读到它的每一个人都能被其击中,被其触动,而后有所收获。就这一条标准来说,我发现即使是在那些注重修辞的诗歌中,优秀之作也并没有脱离生活,脱离内容,同样也能激发出共鸣。什么样的诗人是好诗人,这个回答起来也有难度。我参加活动比较少,和诗人面对面的交流机会不多,只能从诗歌文本里去认识诗人。我比较喜欢诗歌里有情怀、有温度、有灵性的诗人。

  刘羊:在我的有限阅读中,《乌克兰之春》《语言》两首诗如果不叫代表作,也可称之“予飞诗作”,请简要谈谈这两首诗的创作过程。

  贺予飞:美好的事物从痛苦中来,我想追求一种克制和简炼,《乌克兰之春》这首诗酝酿的过程大概有一年,真正写的时候却只花了十多分钟。那时候乌克兰正处于政局动荡时期,安娜每次和我交谈,都能从她语气中感觉状况的不如意。我这个不太热衷于讨论政治和时局的人,头一次焦心于此。我没有选择在诗中描述太多战乱的片段和细节,但我明白,这场战乱已磨去了太多人的愤怒、痛苦和无奈。令人欣慰的是,不管生活如何困厄,我们对于人世依然有爱。我们会勇于冒险,懂得牺牲,同时也会不断追寻人之所以存在的最终意义。另一首诗《语言》的形成时间也很漫长。硕博期间我自习室的旁边就是留学生教室,跟他们经常照面,我也曾跟从导师去澳门城市大学做过短期的学习交流,再后来我去了悉尼的海德公园。我曾观察过身边那些有过殖民历史的留学生们,他们说异国语言时流露的自信与自豪是无意识的,而恰恰是这种无意识才更让人悲哀。中东人说话的速度像发射子弹一样,这跟他们的战乱环境是分不开的。海德公园可以允许公民自由发表言论,讽刺的是政府要求他们必须站在巨石上。巨石阻隔他们与地面相连,因而他们的任何言论都是无着力点、无效用的,人们只能沉浸在形式的白日梦中安慰自己。母语是根,我从语言中窥见人性与历史的伤痛。有些痛是无法诉说的,而我写下《语言》这首诗本身就是个悖论。

  刘羊:你虽然身在象牙塔,但所写诗歌视野开阔,题材广泛,充满对人世乃至万物的悲悯。这是观念驱使,还是母性使然?

  贺予飞:其实,我曾因为诗歌题材空乏而苦恼。一个校园诗人,没有很多社会阅历,能够写出真正反映生活、直抵人心的诗歌吗?后来,我才发现每一个生命,不论在哪,她都是我们广袤生活的一部分。只要用心投注,普通的事物将不再变得庸常。我把写诗当作生活的注脚,诗人的笔下是人间。诗歌是一所精神宗教,是灵魂的避难所。现实生活里的所见所闻、压力与困顿,需要寻找一个排解通道。而诗歌,可以让我学会放下,学会与周遭的世界达成和解。通过写诗,我不断与自己相遇,寻找自我并且坚定自我。由此,我发现了头顶上空那不散的云和星辰,我在追逐的同时自身也开始逐渐清晰。因为只有当我们真正深入生活的丛林,才发现那些看起来有多种选择的路实际上别无选择。它指向内心,像是命中注定。尽管崎岖艰难,我们会不厌其烦地递交上唯一的答案。


  刘羊:“诗人的笔下是人间”,你这句话可以成为当代“诗人何为”之问的最好回应之一。诗歌当然不止是灵魂的避难所,它还有兴观群怨之用,有拨开历史迷雾之大用。所以,亚里士多德才说,“诗比历史更普遍、更真实”。你觉得,当代诗人们还应该有这样的追求吗?

  贺予飞:确实应该有这样的追求,诗歌创作不能满足于感动自我,它的终极目的是实现其社会功能。我认为诗歌最大的魅力,是它能以个体经验蕴藏于人类普遍的情感模式中,引起集体共鸣。譬如阿米亥的《试着记住一些细节》、策兰的《冬》《死亡赋格曲》,即便我们没有经历战争,这种语言的历史性也比史料更能激发人的情感,但这类写作也更考验诗人的诗艺。许多好诗的取材都来源于日常生活琐事之中,字眼平凡朴素,却能击中读者,带来灵魂的震动。而一些宏大主题或历史题材的创作,常陷入空洞抽象的抒情和“大词”滥觞之中。“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如果提前预设太多目的,使用太多材料,难免读起来“有隔”,创作最好的状态是发乎自然。

  刘羊:我很高兴听到你这样的见解。作为一名湖南诗人,你如何看待诗人的地方性?

  贺予飞:刘羊兄的提问越来越深入,我认为诗人的地方性对诗歌创作非常重要,许多人就是通过地理坐标来实现诗歌的精神坐标,实现“有根”的创作。我也尝试写过一些具有地域标识的诗歌,包括麓山寺、穿石坡湖、麓山南路、清水路、火星镇、浏阳河畔、远大一路等地方都在我诗歌里出现过。地域诗歌创作的最大难度,就是赋予笔下的土地以独特的精神气质。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开会时请教过李欧梵先生这个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城市已经变得千篇一律,地名在诗中已经风化为一个符号。许多乡土诗的创作也只是一种重复性的回归,与现代农村真实生活相去甚远。基于此,我对地域诗歌做了一些调研。令我欣喜的是,我看到了一批优秀的诗人诗作。在中国诗歌版图中,娜夜、古马、阿信、杨森君、沈苇、杨梓、叶舟、张子选、梁积林、李志勇、王峰、刚杰·索木东、扎西才让、嘎代才让、完玛央金等人所展现的西域诗歌,于坚、雷平阳、王单单、尹马、胡正刚、祝立根等人所展现的云南诗歌,王家新、臧棣、任洪渊等人以及师力斌与安琪集结124位北漂诗人所展现的北京诗歌,赵野、庞培、陈东东、潘维、张维、杨健、长岛、黄梵、江弱水、胡桑、泉子、叶辉、叶丽隽、育邦、龚璇、卢文丽等人所展现的江南诗歌将地域根植于精神血液之中,以一种多声部的方式形成了旗帜鲜明的地理风貌。而在个体表达中,李少君的自然诗系列、张远伦的诸佛村系列、刘年的行吟系列,周瑟瑟的栗山系列、谭克修的万国城系列、黄明祥的中田村系列、李春龙的大兴村系列、肖水的上海、渤海故事集等在无根与有根之中寻找灵魂的栖息之所,在纷繁呈杂的诗歌地理中印上了带有个体生命轨迹的标签。明天诗歌群的群主谭克修提出了“地方主义”诗学的概念,主张“要在此时此地,精确地建立起诗人的坐标系”。他在明天诗歌现场微信公众号中举办了地方主义诗群访谈,并集结出版《明天·中国地方主义诗群大展》系列作品,按照诗人所在省份纬度顺序,由北自南推出了吉林、甘肃、辽宁、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宁夏、山东、河南、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湖南、江西、贵州、云南、福建、广西、台湾、香港、海南等23个省市地区的诗人诗论,这些诗人并不像统一的流派,而是独立的个体发声,体现了生命在地理坐标、社会时代境遇、精神原乡中的有根性。我想这些诗人所做的努力已经很好的诠释了诗人的地方性,我们也由此看到了地域诗歌的多种可能。

  刘羊:你的回答体现了一个诗人学者的特别素养。从百年新诗史看,学者和诗人的结合也是现代诗歌发展的一条鲜明脉络,我认为是长江黄河般的存在。当然,也有很多观点认为,当今诗歌研究体系落后于创作体系,这也是对学者工作的某种质疑。对此,你一定有自己的见解。

  贺予飞:很惭愧的说,我对于诗歌研究涉猎并不广泛,只零散地写过一些诗歌评论,不成系统。一般来说,文学研究总是要滞后于创作,因为理论需要沉思的时间,对于研究者我们理应更加耐心。但是在诗歌界,也常出现诗人与研究者自说自话的现象。当下的诗歌生态空前繁荣,网络时代尤其是微信等新媒介的出现给诗歌带来了新的机遇,但许多人对于网络诗歌的印象还停留在新世纪初以来的下半身、废话体、垃圾派、口语诗写作以及“梨花体”、“羊羔体”、“乌青体”等网络热议的诗歌话题上。人们对于诗歌事件的关注超过诗歌本身,诗歌圈子化、山头化严重,网络诗刊以及各种诗歌选本的人情社交、利益共谋现象常有发生,吹捧式批评、社交式批评、犀利酷评屡见不鲜。许多诗人的写作状态由自信演变到自恋、自大甚至自狂,频频出现炒作甚至出言不逊的情况。这些都让诗歌染上了时代病症,使得诗歌朝快餐化、商业化、传播舆论化方向发展,需要理论需要发挥导向作用。当然,在我认识的有限范围里的诗评家和学者,研究都非常接地气,他们扎扎实实深入创作场域阅读了大量的作品,还有的学者本身就从事诗歌创作。只有“内行”的评论和研究,才能获得学界同行、诗人和读者的认可。

  刘羊:作为高校学者,你的身边实际上聚集了好几代人,他们的诗歌观念和诗歌审美状态如何?

  贺予飞:就我所接触的学者里,做诗歌研究的大概可以分三类:第一类主要研究文学史上的诗歌,提出新材料、新观点,注重诗歌理论的建构;第二类主要研究新世纪诗歌、新媒体诗歌,注重诗歌的当下性和现场感,同时兼具评论色彩。第三类主要研究国外诗歌,大多数都是译者身份。很遗憾的是,我和他们聊诗比较少,主要是怕耽误他们的宝贵时间,因此也错失了很多学习机会。不过我比较喜欢给朋友和学生分享诗歌,他们对于诗歌的观念比较老旧,基本停留在文学史上,但也容易接受新观点。在课堂上,我经常设置诗歌品评环节,选取的都是当下诗人的作品,以此打破文学史教材上名家名作的观念预设。学生们由最开始的沉默或者只能说上一两句话,到后来可以说上一段话,再到后来有人开始练习写诗,甚至还有非中文专业的学生从网上找到我,发自己的诗作给我看。我在课堂上设置过一些讨论话题,比如针对人工智能写诗、余秀华诗歌热、口语诗歌热、打工诗歌热等现象的讨论,大家都畅所欲言,气氛热烈。当下的诗歌正处于创作、传播与评介的黄金时代,它作为一种文学存在方式,不仅应介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应渗透到广阔的精神空间,以文化血脉和终极关怀的形态发挥其应有效用。

  刘羊:合适的时候,可以做一次二里半诗群诗歌讨论会,一定很有意思!

  贺予飞:那太好了,早就想听群内诗人和评论家一起聊诗,早前草树老师开讲那天非常遗憾没能来学习,期待有个时间能和群内师友一起讨论。刘羊兄的一系列提问于我而言也是一场学习,让我有机会对自己的创作重新审视和定位,我既从问题中获得了启发,也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非常感谢!

  刘羊:谢谢你!期待你的诗歌课堂。


  【来源:二里半诗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