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1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近百年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文明网“知史明道”订阅号推出党史故事专栏“信仰的力量”，并授权潇湘诗会·丝网开设《信仰的力量》专栏，今天为您讲述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故事。

　　1960年10月26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送来的一份调查材料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河南信阳地区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干部严重违法乱纪。这引起了中央的震惊和严重关注。

　　毛泽东对护士长吴旭君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我肉吃，省下来换外汇。”

　　危机迫在眉睫，必须立即采取应对措施。

　　从1960年10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部署整风整社，以肃清五风：“共产风”、 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但是，郑重地、系统地提出这一任务，则是以11月3日发出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紧急指示信》）为开端。

　　《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共产风”，并规定了12条措施。主要是：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农村集市等等。但仍主张坚持部分供给制，坚持办好食堂。这两个不足之处，成为后来纠“左”的重点和难点。

　　《紧急指示信》发出后，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和干部深入农村，向广大农民宣读、解释，同他们一道为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扭转农村形势而努力。毛泽东密切关注《紧急指示信》的执行情况，他嘱咐机要秘书：“各地送来的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报告，我都要看。”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图片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克服困难，需要集中全党的智慧和力量。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讲话，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他说，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最近几年，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还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着急，可能要搞半个世纪。今后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战略转变。此后，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由“大跃进”转入调整时期。

　　在八届九中全会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收到了一件特殊的 “礼物”——30年前他写的《调查工作》的小册子。

毛泽东写的《调查工作》。图片来自中央档案馆

　　1930 年毛泽东写出《调查工作》后，中共闽西特委把这篇文章翻印成小册子。不久，这本小册子便在中央苏区的广大地区传播开来，后来《调查工作》在转战中不幸遗失了。幸运的是，福建省上杭县的一位叫赖茂基的农民在白色恐怖中一直珍藏着这本小册子。1955年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在全国范围内征集革命历史资料的通知。1957年2月，赖茂基老人把这本小册子捐给上杭县委，后上交福建龙岩地委，最后转到田家英手中。当这本发黄的小册子送到毛泽东的面前时，他高兴地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会后不久，中央在1961年3月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中，附上了《调查工作》（后来公开发表时改题为《反对本本主义》)，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机关联系实际深入学习。信中指出：最近几年工作中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战争年代进行的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信中强调：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是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1961年1月，毛泽东组织和领导3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毛泽东与他组织、领导的调查组成员合影。图片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后，中央领导人相继到基层调查。由于农村的经济困难最突出，调查的重点放在农村。毛泽东直接组织和指导3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他怀着急于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心情，1961年1月25日晚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2月13日到达广州，一路考察。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纷纷下到基层。

　　这些调查研究，有利于党中央集思广益，调整政策，迅速作出符合群众要求的正确决断。《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结出的第一个硕果。

　　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发现《紧急指示信》没有完全解决两个重大问题：一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二是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他说，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我干也就白干了，所以也不积极了。最终，修正草案取消了农民强烈反对的公共食堂和部分供给制，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