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开林

　　江堤患肝病已经好几个年头，他的脸色越来越黑，身体越来越瘦，我曾多次当面或在电话中劝他调适心情，休养生息。他在岳麓书院工作，紧挨着的岳麓山是天然大氧吧，常常去林中漫步，憩息于山水之间，对身体会有不可低估的好处。然而，他总是太忙，忙于编书著书，写散文专栏，作学术论文，几乎马不停蹄，比上紧了发条的指针更为勤奋。自从染上乙肝病毒，江堤对自己的寿命就有一个相当悲观的估计，他曾说：“再活十年，我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于是，他决定咬紧牙关，撒开腿与死神赛跑，这两年，他差不多拼出了百米冲刺的劲头，几本书稿齐并进，各类文章的见报率高居不下，不少朋友都在惊呼：江堤这可是在呕心沥血，透支生命啊！

　　我有两位好友都是诗人兼散文家，同样死于盛年，死于肝病。一位是苇岸，死时39岁，一位便是江堤，死时41岁。这个年龄正是由耕耘转向收获的年龄，正是大出成果的年龄，但他俩留下未竟的事业，撒手而去，抱憾而终了，令人万分痛心！江堤有长达23年的诗龄，他的凝聚力和组织能力都很强，曾牵头创立了“新乡土诗派”，编辑出版过多本诗集和诗选集。在这个年代，诗歌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而他从未产生过遗弃诗歌的念头。上个世纪90年代中，我在《湖南文学》当编辑，曾有幸编发过江堤的第一篇散文《树殇》，那以后，他的散文以历史的沧桑感、饱满的诗意、敏锐的洞察力和琳琅精美的语言获得广泛的好评。我曾夸奖他：“你凭着诗歌的倚天剑和散文的屠龙刀足以纵横江湖！”那一回，他笑得很开心。

　　今天，江堤没有来得及道别，便离我们远去了，他在极度劳累之后得到了永久的安息。对于生者而言，泪水可以抹去，记忆却难以抹平，我无法忘怀多年前那一次与他夜游岳麓书院的情景，我们三人（还有李元洛先生）打着手电欣赏唐代大书法家李邕的《古麓山寺碑》，坐在静谧的台阶上仰看天心的皓月，以及听他绘声绘色地讲解岳麓书院的诸多掌故。可惜那种心灵深相契合的日子将永远不可能重现了！

　　生命竟比薄胎瓷器更脆弱，我还能说什么呢？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曾在《神释》一诗的结尾处写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我现在还达不到如此高迈的觉悟之境。以天地为逆旅，而浮生若寄，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待生命，我愿意将江堤的英年早逝视为一趟寻找仙乡息壤的远行，在另一个冥冥茫茫的世界里，希望他是健康的，快乐的，他的才华能得到更大的发挥空间。

　　（稿源：《长沙晚报》2003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