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３年７月，“新乡土诗派”灵魂人物之一、著名学者兼诗人江堤溘然长逝，年仅４２岁。人们震撼之余不禁惋惜。一位孤独而忧郁的学者就这样悄然离开，难道这世间果真容不下如此纯粹的灵魂？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在文化道路上执著前进，背影却总是孤寂苍凉。他总说自己只是生命长途中的一名过客，如今的我们只能追随回忆的脚步去捕捉江堤生命的轨迹。为此，《印象》的记者们联系到了江堤生前的诗友吴昕孺老师，透过他的讲述，穿越时空的距离，揭开那一段曾经绚烂而今慢慢被尘封的历史。

　　生活篇

　　记者（以下简称记）：江老师是当年我们湖大的才子，您是师大毕业的，您是怎么认识江堤的？第一次见江堤有什么感觉？

　　吴昕孺（以下简称吴）：我上大学的时候是85年，由于志愿没有填好到了师大政治系，我当时很失落，因为是师大而不是北大，是在政治系而不是中文系。所以想学习创作。认识江堤是在86年，那时候他、彭国梁和陈惠芳都是新乡土诗派的灵魂人物，我受他们的影响很大。第一次见江堤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住在红叶楼后面那栋楼的二楼，很小的一间房子，大概只有9平米，除了一张床，其他地方全都是书，放得满满的。那时候他年纪轻，还没有结婚。当时对他的印象很鲜明，房间小、书籍多，而且总是有很多同学在那里谈文读诗。

　　记：江老师在生活中是个什么样的形象？

　　吴：他是个很规整的人，给我的感觉是一直很注意形象，衣服、头发永远都处理得很整洁。他的肝脏不好，身体越差他越注意在朋友面前的形象。去世前他应该是知道自己的病情的，但是创作和工作都没有受到影响，还和平时一样。他去世前约一个月，北大博士生谭五昌先生来湖大讲学，我和他都参与了旁听，我们一起谈笑，他还请我吃了米粉。我没有想到他的病情有那么严重。从他的外形上一点都看不出来。

　　记：您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他是怎样度过生命最后的日子的？

　　吴：很惭愧，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我在主持一个杂志社，事务繁多，见面很少。我觉得他心里其实很清楚自己的病情，不读书、不写作、轻松工作或许可以活到五六十岁，但是江堤不会那样做，他要读、要写。在生活中，他是一个很坦然的人。他在尽量让自己短暂的人生变得充实而丰富。我觉得他对自己是满意的。

　　记：人都是有多面的，江老师在生活中是个好父亲、好朋友、好丈夫吗？

　　吴：好父亲、好朋友肯定是的，他很爱他的孩子。他的朋友圈很广。凡是从各地来找他的诗歌爱好者，他都非常热情地接待。是不是个好丈夫那得问他妻子了（笑）。

　　文学篇

　　记：我们知道江老师是理工科出身，但是后来从文了，除了自身原因以外有没有什么外部因素？

　　吴：当然要受大环境的影响，８２—９２这十年是诗歌的黄金时期，那时流行的朦胧诗潮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上大学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诗歌是什么。但中国是泱泱诗国，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不要说在校大学生了，即便是社会青年，谁不会胸中涌动着诗情。所以在当时，诗歌充当了思想解放的利器。江堤非常爱好文学，有这样一个大环境存在，而且又生活在岳麓书院、岳麓山、湖大这样的地方，想不喜欢诗都难啊！

　　记：有人说他的散文字里行间透着诗人的孤独与悲伤，但现实生活中的他又很热情很有激情，您认为这二者矛盾吗？

　　吴：文人做得越大，矛盾越尖锐。普通人都有矛盾，何况江堤这么优秀这么有才华的人。虽然他还称不上大家，但他的成绩已很可观，如果能活到六十岁，肯定会是很了不起的。江堤的人品有口皆碑，我们带全国各地文友到岳麓书院几乎从来没有买过门票。他的热情源于一种深厚的人文修养。至于说孤独与悲伤，每个人都会有，但诗人更加敏感。一方面他作为社会人，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风波和困挫；另一方面是他作为一个文人的悲苦，那时湖大是一个理工类学校，写诗是很孤独的，只能默默地为自己争取环境。

　　记：江老师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活着就好像寄托在世间，死了就像长久的休息。”您觉得这是他作为社会人还是文人的孤独？

　　吴：这是一种综合的孤独，好像水是由H、O组成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水就是一个整体，不会将它分开成H、O来看，除非是化学家。我们看到的江堤也是一个整体，对他来说，去了就是永久的休息，如果老天再多给他几年，他一定会写出更好的作品。

　　记：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创立一个“新乡土诗派”，您说过当时朦胧诗很盛行啊？

　　吴：“新乡土诗派”主要表达的是在城里的农村人对乡村的回望与前瞻。当时有很多乡下孩子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留在了城里，但是乡土情结、家园情结又很浓，这些人我们称之为“两栖人”。当他们站在新的高度上回望乡村、展望未来的时候，感受是很不一样的，这就是“新乡土诗派”最初的起源。“新乡土诗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是江堤、彭国梁和陈惠芳，我当时是其中普通一员。

　　事业篇

　　记：江老师生前很喜欢研究书院文化，曾经听您说过，您每次去岳麓书院都是江堤老师给您做导游。能不能给我们谈一谈江堤老师与岳麓书院，还有您和岳麓书院的情缘？

　　吴：岳麓书院是长沙的标志性景点，许多外地文友来了都想去书院看一看。一般都是江堤把文友们领进门，给他们当导游，讲解书院的历史。江堤去世后，我只好自己硬着头皮给文友们导游，但基本上都是重复江堤以前的讲解，因为实在太熟悉了，听得太多了。好多文友都说“讲得好”，我就说这并不是我的话，所有的解说都是沿袭了一位诗人的。他对书院这么了解和热爱！他生前写过许多有关书院的书和散文，字里行间深深浸透着他对书院的痴迷与热爱。

　　记：江老师在去世之前曾投入很大精力策划岳麓书院的千年论坛，有关这个事情您能给我们谈一谈吗？

　　吴：据我所知，“千年论坛”江堤是主要策划人之一，我甚至觉得这也是他去世的原因之一。搞策划、做文案、编书、出面请人等等，他前前后后都在张罗。这么重负荷的工作对他的身体来说是很难承受的，太过劳累让他的病情恶化得很快。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让他无法释怀的事，就是请余秋雨来论坛讲学，在湖南学界和文坛引起激烈争议。很多人认为余秋雨那种做秀的风格不足以有资格站在千年论坛这么庄严的讲台上，更严重的是那次余秋雨讲得太不理想，把以前在新加坡讲过的稿子拿来，几乎是在论坛上照念了一遍。为这个事情，江堤没有理由地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追求完美，很看重老师和朋友对自己的看法。江堤在策划千年论坛过程中做了很多好事，比如编书、免费请朋友们听讲等等，但他没有想到会有后来那样的结果。

　　逸事篇

　　记：80年代大学生的交往是什么样的，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你们采风的状况？

　　吴：我们采风其实是很随意的，记得有一次大三的时候，江堤和我还有其他几个诗人出去采风，吃了火锅，喝了啤酒，还比赛吃臭豆腐（笑）。之后就到湘江边去散步，那时候还没有沿江大道，江边全都是泥巴，长着些小花小草。在暮色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笑），傍晚看得不是很清楚，感觉应该是很漂亮。那时候校园里流行一股小资情调，诗人文人都爱和女孩子打交道。发现那个女孩后我们就决定比赛写诗，一路跟着她沿着湘江走。我们几个当时都有点不修边幅，把人家女孩子吓坏了，越走越快。江堤发现了之后就在后面大声喊：“不要害怕，我们是诗人！”（记者大笑，吴老师自己也给逗乐了）。要是现在有人这样做别人恐怕会当他是疯子，但那个时候不同，那时候的诗人很有用的，那个女孩马上就不紧张了，还和我们边走边聊，问我们是哪个学校的。

　　采访临到结束，吴老师给我们着重强调：“要以平常心看待江堤。我们总有一个毛病，人在世的时候不去注意他，甚至还要奚落，还要让他穿小鞋，还要落井下石，人死了以后反而猛力去吹捧他，树他为偶像。中国人也许是更看重哀荣吧，可哀荣对于死者又有什么意义呢。江堤是一个优秀作家和诗人，但他不是大师，他是上世纪８０至９０年代湖南‘新乡土诗派’的创始者和灵魂人物，可惜在走向成熟、迈向辉煌的时候，英年早逝。我以为，江堤做得最好的是人，其次才是他的作品。他把创作和事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这辈子虽然不长，但度过了充实、丰富的一生。”

　　我们合照留影后，他微笑着把我们送到门口，给我们指出搭车的地点。面对这样一位热情和蔼的老师我们毫不拘束，笑称今后再去岳麓书院就请吴老师给我们做导游。古人说，识其友而知其人。能有吴老师这样的朋友，相信江堤老师本人是能承担得起这些朋友对他的肯定与赞赏的。

　　吴昕孺：新乡土诗派诗人之一。先后供职于《湖南教育报》和《初中生》杂志。2002年，着手创办《大学时代》杂志社。

　　（来源：好学网 　 作者：张岫 李福建 潘 亭　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