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湘丝言

　　永州诗人刘翼平将故乡罗家岭重新命名为“云母溪”，并以诗集《云母溪的山水诗经》为当代诗坛贡献了一份极为罕见的“原生态样本”。本文以潇湘诗会·丝网【点将台】所载陈惠芳评论及刘翼平诗作为基础，从微观乡土、动物视角的主体性、散文—诗歌的文体越界三个维度，探讨刘翼平写作对新乡土诗派“小切口、深扎根”美学转向的启示，其“把无人知晓的微观世界无限放大”的创作观，恰与新时代“乡村振兴”语境下“看见深山里的乡村”形成深刻呼应。

　　一、命名的权力：从罗家岭到云母溪

　　永州是元结、柳宗元都曾“点化”过的地方。元结命名浯溪，柳宗元命名愚溪，与周敦颐故里濂溪并称“永州三溪”。刘翼平“胆大包天”，也为故乡一条无名溪流命名——云母溪。与古人不同的是，他的命名不是凭吊兴亡，而是安顿乡愁。陈惠芳在【点将台】一文中写道，刘翼平把罗家岭“命名为云母溪，与其说是一个地名的更迭，不如说是一种态度的变换”。

　　这个命名动作本身具有诗学意味：当一位写作者赋予无名之地以诗意的名字，土地便“因诗人而生，因诗歌而活”。云母溪因此成为一处“修身养性基地、一处诗歌地理标志、一处精神原乡、一处心灵驿站”。在宏大的“乡村振兴”叙事之外，刘翼平提供的是一种更为朴素的路径——先让一条溪有了名字，再让溪边的猫狗虫鱼有了诗。

　　二、动物的主体性：谁在替乡土发言

　　《云母溪的山水诗经》最动人的，是动物视角的全面登场。致小白、听蝉、白头翁、一只邂逅的麻雀、蚯蚓、鸟窝、那些穿燕尾服的鸟、读书的母鸡、唱美声的公鸡、被蜇过的甜蜜、喝矿泉水的鸭——几乎构成了一部“云母溪动物志”。

　　这些动物不是被观看的“风景”，而是与诗人平起平坐的主体。《致小白》里，狗“把我的乡愁嗅成味道”；《白头翁》里，鸟“如爱人一般”与诗人“白头到老”；《那些穿燕尾服的鸟》里，家燕被尊为“鸟儿国派驻人类的大使”。尤其《蚯蚓》，以一个孩子从两岁到大学、再到三十年后返乡的眼光的递变，写出了“有用的虫生，就是普通的人生”——这是只有真正蹲下来看泥土的人才能写出的句子。

　　传统乡土诗常把动物当作乡愁的陪衬，刘翼平却让动物成为乡土的发言人。这种“万物有灵”的平等观，与新乡土诗派“扎根土地、敬畏日常”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也使他的诗避免了田园牧歌式的矫饰。

　　三、散文作家的“悄无声息的转身”

　　刘翼平并非一开始就写诗。他是长篇历史人物传记散文《周敦颐思想地图》的作者，是非遗学术专著《何仙姑文化现象研究》的编著者，是长篇报告文学《脚手架》的写作者，是永州市文联的二级巡视员。陈惠芳敏锐地指出，刘翼平移向诗歌，是“一位报告文学作家、一位散文作家向一位诗人悄无声息的转身”。

　　这种转身的特殊性在于：他没有丢掉散文的“地气”，反而把田野调查的耐心带进了诗。他的诗里少见凌空蹈虚的意象，多是“竹篱笆下趴洞抓老鼠”“提一只塑料小袋捡了一路的蚯蚓屎”这样的实写。当散文的扎实遇上诗的凝练，便生成了一种“去雕饰”的美学——这正是新乡土诗派所珍视的“原生态表达”。

　　四、微观乡土：小切口里的时代大命题

　　刘翼平说：“云母溪地处偏远，人烟稀少，渺小到在地图上都难以寻觅，可它依旧是中国乡村最鲜活的一个微小细胞……我从未想过要书写宏大的时代叙事，只愿把这个无人知晓的微观世界无限放大。”这段话值得反复咀嚼。

　　在不少当代写作仍迷恋“大叙事”的当下，刘翼平主动选择“小切口”。但他的大与小是辩证的：一只麻雀是小的，可“自由飞翔是一个人或一只鸟最大的心愿”是大的；一枚蚯蚓屎是小的，可“普通的人生”是大的。把微观世界“无限放大”，恰恰是对乡土最本真温度的触摸。这与新时代“乡村振兴”所强调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精神方向上是一致的——先看见，再谈建设。

　　五、作为新乡土诗派“原生态样本”的价值

　　陈惠芳将刘翼平的月湖之行称为“新乡土诗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一判断并不夸张。《云母溪的山水诗经》扎根原生态故乡、坚持原生态创作、呈现原生态表达，已成为新乡土诗派“弥足珍贵的原生态样本。

　　它的价值至少有三：其一，它证明了乡土诗不必依赖苦难叙事或奇观叙事，日常草木虫鱼同样可以通向诗；其二，它示范了“在地写作者”如何把一方山水写成精神原乡；其三，它提示我们，新乡土诗派的未来生长点，或许正藏在这些“渺小到在地图上都难以寻觅”的溪流与村庄里。

　　我以为，【点将台】列刘翼平，不只是为一位诗人立传，更是为新乡土诗派的“微观乡土”一脉树碑。当更多“云母溪”被命名、被书写，“乡土中国”便在诗行里完成了它最柔软也最坚固的保存。

　　2026年8月13日于长沙青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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