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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禅位嘉庆，当了三年太上皇。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帝举行传位大典，禅位给皇太子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乾隆驾崩于养心殿。

　　三年间，乾隆仍居住在养心殿，掌控朝政，为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他不时御殿受朝，嘉庆侍立或设小座于一旁。

　　年过八十五岁的乾隆帝衰颓已久，说话需要凭借同时侍立一旁的和珅猜测传达，但他仍牢牢地将皇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让嘉庆帝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而和珅却等同于摄政，权倾朝野。

　　嘉庆元年正月十九日，已为太上皇的乾隆帝对属国使者说：我虽归政皇帝，但大事仍为我办。此语，也是契合乾隆禅位诏书精神。他只是不想在位时间超过皇祖康熙，而不是真正舍弃皇位，故而很明确的规定：“皇太子于丙辰正月上日即皇帝位。朕亲御太和殿，躬授宝玺，可称朕为太上皇帝。其尊号繁文，朕所弗取，毋庸奏上。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朕未至倦勤，不敢自逸。部院衙门及各省题奏事件，悉遵前旨行。”（《清仁宗实录》卷一）

　　此间三年，所出帝命和帝谕，皆太上皇或太上皇授意以嘉庆帝谕出。

　　继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之后，清朝再次出现皇权与皇位偏离。作为傀儡皇帝的嘉庆，不但对太上皇乾隆要逢迎屈从，就连对乾隆的大宠和珅也得屈从示好。这为乾隆驾崩不久，嘉庆亲政后迅速处死和珅埋下了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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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庆要扳倒和珅之心由来已久，只是一直碍于乾隆在世。

　　所以，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乾隆帝驾崩，嘉庆帝安排文华殿大学士兼公爵和珅主持治丧。和珅没料到，五天后，嘉庆在朝会上突然发难，宣布太上皇遗诏，“革大学士和珅职，下狱治罪”，并组织王大臣会同查案。一周后，即元宵节，嘉庆帝下诏，公布和珅二十大罪，三日后处死。

　　历时不过半月。嘉庆帝动作迅速，干净利落。

　　嘉庆之所以如此恨朝廷的柱石重臣和珅，也是有诸多原因的：

　　一、嘉庆即位后，临朝听政，然而乾隆突然临朝，嘉庆让位，侍在乾隆一旁，而乾隆安排和珅站立另一旁。和珅与老态龙钟的乾隆一唱一和，和珅成了太上皇的扩音器和传话筒。和珅就等同摄政，满朝文武上奏什么，他就听取乾隆说话，自己下判断，把持朝政，丝毫不给一旁尝试理政的皇帝发言权。

　　二、和珅可以随意“骑马直进圆明园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清史稿•和珅传》），或“乘椅桥入大内，肩舆直入神武门”，去私自觐见乾隆帝，无疑打过嘉庆的小报告，自然遭嘉庆忌恨。和珅恃太上皇的宠，成为内阁首席大学士兼军机处领班大臣，结党擅权，加之嘉庆的主动示好，使之权欲日益膨胀。

　　三、和珅既为权臣，也为弄臣，自知擅权敛财为乾隆所知，但不被责罚，故而更加胆大妄为。另外，他自许乾隆最重视的儿女亲家，故而对乾隆“言不称臣，必曰奴才”，显示满洲君臣之间的主奴关系亲切，又以恭谨而侍的态度，对待乾隆帝甚至新君嘉庆。但在嘉庆看来，和珅仍然是“二皇帝”做派，不给新君多少情面，“随此使令，殆同皂隶，殊无礼貌”（《清仁宗实录》卷三十七，嘉庆四年正月）。

　　当然，从理政能力上来看，和珅确实是一个成熟而富有才干的政治家，这一点是平庸的嘉庆所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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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庆帝给和珅宣布的二十条大罪有些勉强，但这表明嘉庆要彻底结束和珅擅权的时代。

　　和珅借太上皇宠信的威势，经常给新皇难堪。

　　嘉庆即位之初，其老师朱珪作为两广总督，上表恭贺是作为人臣的本分，和珅却跑到乾隆面前告状。朱珪过生日，嘉庆写诗赏赐，又被和珅偷了没写完的诗稿，对乾隆说嘉庆在笼络人心。

　　在此前的乾隆五十九年，六十四岁的朱珪总督两广，曾让向中国倾销大量鸦片且妄图入侵中国近海疆域的英帝国主义吃尽了苦头。朱珪督军坚守，御敌有功，受到了乾隆帝的关注。乾隆决定，送给新君嘉庆一个登基礼物，即拟升朱珪为大学士。

　　孰料，朱珪对于治下的现有战船强度差而不能出海抗击很不满意，主动将自己平时节俭下来的五千两银子捐出造船，却被和珅添油加醋，向乾隆诬告朱珪身为两广总督，对于夷寇在浙广沿海活动频繁并抢劫财产不闻不问，没有出海督帅缉捕。

　　乾隆信以为真，不升反降，把朱珪贬为安徽巡抚。

　　和珅三番五次地打脸嘉庆帝，无疑使嘉庆欲除之而后快。

嘉庆画像

　　然而，此时的和珅身兼各种要职，职权范围括及政、军、财、文等方面，还代表皇帝管理着两黄旗。嘉庆投鼠忌器，还公开下旨，和珅无需对他行三跪九拜之礼。故而，和珅在心里认为嘉庆不敢与之抗衡。

　　乾隆五十七年随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的副使乔治•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说和珅：“这位中堂大人统率百僚管理庶政，许多中国人私下称之为二皇帝。”

　　和珅的这个“二皇帝”，至嘉庆初年，俨然是太上皇乾隆之下，而非新皇帝嘉庆之下。

　　和珅的权力达到顶峰，也是在乾嘉过渡时期，充分利用乾隆衰朽不放权的空隙，主要政敌福康安、阿桂相继去世，而后继之君嘉庆不敢行使皇权。他影响和干预不在皇帝手中却由太上皇把持的皇权，营私舞弊但方式隐秘，三年来，“竟无一人奏及者，内外诸臣，自以皇考圣寿日高，不敢烦劳圣心，实则畏惧和珅，箝口结舌”（《清仁宗实录》卷三十七，嘉庆四年正月）。

　　天有二日，当空的却是太上皇乾隆。乾隆更加倚信和珅，导致无人敢奏劾和珅问题。缘于此，和珅佐助乾隆处理军国政务时，阻碍嘉庆寻求本该属于自己的皇权，结果导致乾嘉之际爆发五省白莲教起义。和珅弄权舞弊，不惜借军费激增大肆敛财，而最后留给嘉庆的清朝，历时五年、动用十六省数十万军力、耗资两亿两白银才算结束了这一场大规模内战。

　　虽然嘉庆帝从和珅家里查抄了数以亿计的财富，足以支付昂贵的军费，但乾隆以降、和珅主导的吏治腐败，却不可逆转大清王朝迅速衰败的现实。

　　嘉庆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嘉庆帝说：“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皇考高宗纯皇帝临御六十年，于一切纶音宣布，无非断自宸衷，从不令臣下阻挠国是。即朕亲政以来，办理庶务，悉尊皇考遗训，虽虚怀延纳，博采群言，而至用人行政，令出惟行，大权从无旁落。”（梁章钜《枢垣纪略》卷一《训谕》）这也算是以圣人自许，独揽大权，但也把和珅擅权，归为了无人领受的空档期。

　　本文选自《清史不忍细读》，向敬之著，华文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作者简介：向敬之，独立书评人、明清史学者。曾任出版社、报社文史编辑十多年，书评、随笔散见《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南方都市报》《新民周刊》《上海证券报》等。出版有《细说康熙：王朝纷争六十年》《明史不忍细看》《清史不忍细读》《现场与背后》和三卷本《敬之书话》等。《大清定局》《明清破局》《康熙奇局》《雍正迷局》《极简大明史》《极简大清史》等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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